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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洲医生流失把脉

2016年12月—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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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洲医生流失把脉

高工资和现代化设施吸引非洲卫生工作者
Kingsley Ighobor
Medical students watch as doctors perform an operation in Moshi, Tanzania. Photo credit: Panos/ Sven Torfinn
坦桑尼亚莫希的医学学生正在观摩医生做手术。 照片 :帕诺斯图片社/Sven Torfinn

在美国新泽西州奥兰治县的艾克提瓦康复服务中心(Activa Rehabilitation Services),理疗师佛卢•桑格努加(Folu Songonuga)身着全套医护服,手持资料夹,麻利地穿过大厅。一位满脸痛苦的老人,刚刚被推进了室内套间。桑格努加赶往病房,接待这位病人。

“我一天最多看20位患者”,桑格努加博士告诉《非洲振兴》。桑格努加出生在尼日利亚,不过现在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1996年,他与同乡欧卢费米•多苏姆(Olufemi Dosumu)合伙开了这家康复中心;他们目前计划将中心扩展到其它州。

桑格努加在尼日利亚西部奥巴弗米•阿沃洛沃大学(Obafemi Awolowo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便移民到美国,获得美国理疗博士学位。他只是几千名尼日利亚卫生工作者在美国工作的其中一名。

由于国外工资高、有现代化的设备,像桑格努加这样优秀的非洲医生,纷纷跑到海外,寻找更好的去处。

“我离开了尼日利亚,是因为我想挣更多的钱,学习新的东西,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桑格努加说道。

新泽西州的外科医生平均每年能挣21.6万美元,而赞比亚的同行只能挣2.4万美元。在肯尼亚,医生的年平均薪水为6000美元。

尼日利亚医学协会(Nigerian Medical Association)前主席奥萨洪•艾纳布雷雷(Osahon Enabulele)估计,美国大约有8000名尼日利亚医生。然而,医学教授、尼日利亚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Medicine of Nigeria)主席佛拉夏德•奥衮索拉(Folashade Ogunsola)表示,在尼日利亚本土,1.73亿居民中,仅有3.5万名医生。

作为联合国负责促进全球公共卫生的部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表示,尼日利亚医生与总人口比率是一千人中,只有0.3人为医生,医生的数量严重短缺。艾纳布雷雷博士称,尼日利亚至少需要23.7万名医生。

世卫组织2015年的数据显示,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近来遭受埃博拉病毒肆虐),医生与总人口比率更低:利比里亚450万人口中仅有51名医生(相当于每千人中有0.1名医生),塞拉利昂600万人口中仅有136名医生(每千人中有0.2名医生)。埃塞俄比亚每千人有0.2名医生,乌干达每千人有0.12名医生,而南非和埃及的比率则乐观一些,分别为4.3和2.8。

寻找更好的去处

世卫组织2015年的报告称,“世卫组织成员国中,约有44%国家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不足一名。需求量相对最低的国家,卫生工作者最多;而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卫生工作者数量要少得多。”

世卫组织表示,非洲“承担了全球超过24%的疾病负担,却只拥有全球3%的卫生工作人员和不到1%的财政资源。”

许多非洲国家卫生体系状况堪忧,这是向医疗工作人员发出的另一个危险信号。即使是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袭击几内亚、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之前,这些国家中也有高达57%的医疗设施状况都不佳。世卫组织指出,这些国家“医疗服务设备状态差”,意味着“许多医院缺乏诊断设施和基本药物。”

尽管国内亟需医生,乌干达政府最近却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招募200多名医生和护士,前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政府推动这一计划,宣称这可以“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之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加勒比国家曾向乌干达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及其警察部门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培训。

但是乌干达智囊机构公共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Uganda)反对政府的这一举措。“政府在努力向外输出卫生工作者,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乌干达人正面临着死亡。”该智囊机构说。“每天,会有16名妇女因分娩而死亡。”这个智囊机构因此事将政府告上法院,控告政府违背“宪法规定乌干达人拥有的基本医疗权利。”

法院做出了不利于乌干达公共政治研究所的判决,但该智囊机构此时已成功引起人们对乌干达卫生体系不良状况的关注。

同样,去年肯尼亚拉穆郡有五名医生辞职,只有一名医生留下,负责全郡超过十万居民的医疗卫生。医生们抱怨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一些医生想自己做私人执业者,而另外一些则计划搬去南非或是其它地方。

经济亏损增加

2011年,由渥太华大学全球健康主席爱德华•米勒斯(Edward Mills)牵头的加拿大科学家团队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国家出资培养卫生工作者,但一旦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移民,之前的投资便打了水漂。该团队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9个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并估计截止到2010年,因医生移民国外,这些国家遭受的损失约21亿美元。该研究团队称,培养一个医生要花上非洲国家2.1万美元到5.9万美元。

非洲国家蒙受的损失成为发达国家的所得:研究估计,英国获得经济利益高达27亿美元,美国为8.46亿美元,澳大利亚为6.21亿美元,加拿大为3.84亿美元。研究人员建议,发达国家应向非洲的卫生机构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

五年前,美国出资1.3亿美元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用于赞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Zambia)、津巴布韦大学(University of Zimbabwe)、博茨瓦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tswana)、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和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13所大学的医学院的培训费用。这些资金也将资助20所美国医学院与非洲大学进行合作。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为全非洲的卫生项目提供资助。

人才流失是一种犯罪?

一些非洲和西方国家的援助人员将非洲的人才流失称为一种犯罪,引发了全球医生招聘中的道德与合法性辩论。

援助工作者在2011年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中写道,“高收入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通过招募来自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医学毕业生,获得较高的医生人口比率。

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超过半数没有达到世卫组织的最低可接受标准,即医生人口比达到每千人有1名医生。”

2010年,世卫组织通过了《世卫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努力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敦促富裕国家帮助受影响国家;但是,这份守则仅是道德指导,而非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

2001年4月,非洲联盟各国首脑会晤,承诺分配至少15%的年度预算,用于改善卫生部门状况。与此同时,他们也督促捐助国“实现把国民生产总值0.7%用作对发展中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十二年后,只有六个国家(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卢旺达、多哥和赞比亚),实现了上述目标,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们把原因归结为资金数量不够、国内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赞比亚恩多拉的铜带大学医学院(Copperbe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院长、泌尿科教授卡松德•波瓦(Kasonde Bowa)告诉《非洲振兴》,医学人才的流失能够通过提高薪酬、加大对研究生培训的投资得以解决,因为“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医生很容易留在国外”。比如,美国的法律允许国外的医学生留在美国,只要他们同意在农村地区工作。英国和其他国家也让卫生工作者更容易留在本国工作。

阻止人才流失

波瓦医生曾在苏格兰学习,但与其他结束学业之后留在当地的同学不同,波瓦医生回到了赞比亚,救助病人的同时也从事教学。波瓦医生说:“我不是自费去的苏格兰;我接受了资助,所以有义务回来。”

波瓦医生呼吁对医学设施,尤其是医院,投入更多资金,引进现代化设施,同时为卫生工作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卫生人员提供住房、土地等奖励,以及明确的职业发展道路。“他们必须得到发展机会。”

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卫生工作者的需求将继续上升。美国医生护士供应委员会(US Council on Physician and Nurse Supply)预计,2012年到2022年间将出现20万的医生缺口。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U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赞成这一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每一个(在美国的)医疗卫生机构,无论是哈佛大学的卫生设施,还是埃塞俄比亚沙漠的乡村诊所,都在抢夺医学人才,谁有钱,谁就能挖到人才。”

《纽约时报》的编辑马特•麦卡利斯特(Matt McAllester)写道,贫穷国家的卫生工作人员“已经足够胜任在内布拉斯加州农村地区看糖尿病或心脏病了。”“然而,病人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得到的,就是贫穷国家失去的。”

这失去的,可能是非洲农村地区上千名糖尿病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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