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时期的全球流离失所危机

对于人类生存而言，安全是最重要的需求。三百五十年前，在英国内战期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提醒他的同胞们，没有安全保障，生活将沦为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生活将变得“肮脏、野蛮，转瞬即逝”。对于世界上众多的人来说，不安全才是常态，而非例外。这是由极度贫困、身心疾病、社会动荡、经济边缘化、个人或政治上的暴力冲突、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

当今世界，许多地区正深陷不安全的局面。虽然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但仍然有许多人被抛在后面，甚至更糟的是，他们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遭到了抛弃。有数十亿人从数字革命中受益，但也有数十亿人被排除在这场革命之外。家庭暴力每年导致数百万妇女和儿童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种族暴力和民族主义侵略引发冲突和战争，使得数百万人在国内外流离失所。

令人痛心的是，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在过去几年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急剧增加，已超过1.2亿。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低估了更广泛的无家可归、缺乏适当住房、居无定所和缺乏归属感的人们的数量。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大，因为她们遭受的歧视和暴力比男性更多，而且社会规范往往剥夺了她们的发言权，致使她们缺乏影响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各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做出了更强有力和更协调的努力，承认这一现实并制定政策加以解决。许多国家大力加强社会保障、设定最低工作标准、提供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健以及改善教育和培训，造福数十亿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全球冲突所引发的难民和流离失所危机以及大萧条的影响，促使国际社会努力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到了19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造成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迁徙是人类固有的特性。自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以来，人类已经迁徙了数万年。大型农业社区的建立带来了稳定，但也导致了王国、帝国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和斗争。贸易、商业和探索使人们认识到了各种机遇，这些机遇巩固了移民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事实，无论是在日益壮大的民族国家内部还是跨国界移民，都是如此。如今，《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落实全面应对，加强全球合作，并更好地理解如何管理复杂的全球现实。

主动迁移和被迫逃离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对于了解如何应对当前的全球不安全浪潮至关重要。区分人们突然背井离乡的各种原因同样重要，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争论1951年《难民公约》所界定的难民与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之间的区别已经花费太多的时间。

例如，农民因长期干旱而被迫离开土地，岛民因海平面上升而无法继续生存，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并不完全符合传统难民定义中的逃离迫害。

历史上，苏格兰高地人曾因土地被圈占而失去进入公地的权利，因此不得不逃往海边或移居到城市，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被迫流离失所”。他们住在城市里的后代因贫困和缺乏机会而加入“大迁徙”，前往迫切需要且欢迎移民的北美洲。他们的选择是由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可能不至于被迫逃离，但这个问题必须从宏观角度全面协调看待，不能陷入定义的孤岛。

显然，过去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已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危机。我担任本年度主席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鼓励会员国与国家和国际机构就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社交媒体爆炸式的增长以及地方层面的愤怒声音，让各国政府在参与国际合作时变得犹豫不决。各级预算都面临压力。在人类不安全感加剧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刻，资金、资源和政治意愿的供给却在减少。

如果认为这些问题仅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收入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发生的火灾表明，即使是最富裕的社区，在应对严重灾难时也可能力不从心；无论国家贫富，无家可归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繁荣地区也存在经济边缘化现象。各大洲无一幸免。很少有地方能让人们自信地对着镜子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这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

但是，在处理流离失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时，也确实存在一些成功的实例，例如：流离失所者被赋予自主权和发言权；他们被允许参加工作，可以获得教育和培训，能够融入社会；援助提供者之间不发起地盘争夺战；当地社区有更广泛的发展机会；捐助国、当地社区和流离失所者之间建立了新的、更牢固的联系。这一切正在世界各地发生。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困难的世界，但并非没有希望。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推动公众辩论不断发展，强调全球流离失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采取以国际法和世界各地最佳实践为基础的新方法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