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性暴力犯罪的责任和赔偿

国家法院依然是追究性暴力罪行个人责任的主要地点。如本报告所指出,对于安全部队和武装团体的一些成员犯下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行为已经提出起诉。应当支持国家当局继续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国际刑事司法和混合法庭在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框架内打击包括强奸在内性暴力行为的工作重点是对国家努力的一项重要补充。应在调查和起诉战略中首先纳入性暴力犯罪。2012年7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将军和前国家议会军事参谋长博斯科•恩塔甘达发出的第二份逮捕令表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对待性暴力处理上一个重要转变。对恩塔甘达的新指控包括强奸和性奴役等危害人类罪,以及故意袭击平民、谋杀、强奸和性奴役和掠夺等战争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托马斯•卢班加•迪伊洛一案中,各项指控只限于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而实际上有充分证据显示性奴役和强奸罪行。将性暴力排除在罪行之外限制了法官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的能力,奥迪奥•贝尼托法官在卢班加案判决的反对意见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国际刑事法院就中非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副总统和刚果解放运动领导人让-皮埃尔•贝姆巴的审判,如同一个重要的试金石,检验了对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挥责任原则。贝姆巴因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在中非共和国犯下的四项战争罪和两项危害人类罪被起诉。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是为将对1975年4月17日至1979年1月6日期间高级领导人和所犯暴行的最大责任者绳之以法而在2004年根据柬埔寨法律设立的柬埔寨-联合国混合法庭,而除强迫婚姻之外,该庭尚未审理性暴力犯罪案件。特别法庭也未将性犯罪纳入其法证、调查或起诉战略。根据特别法庭的规定,法律框架排除了将对被告的指控扩大到罪行起诉书中所列范围。2011年12月,关于红色高棉统治下性暴力案件的审讯表明,性暴力是大多数妇女每天要面对的现实,性暴力行为却很少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最高级别领导人所颁布“敌对政策”的默许,与此同时幸存者却继续遭受创伤、歧视和羞辱。我重申我的前任特别代表向政府发出的呼吁,要确保将此类罪行详细记录在案和归档,并提交特别法庭,以建立各种机制,促进适当承认和赔偿性暴力行为受害者,而且性暴力和强迫婚姻的施害者提出有效起诉。

安全理事会能够有针对性实施制裁的独特能力提高了对犯罪者的打击力度,并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威慑因素。2012年12月3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第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将“3•23”运动的Eric Badege中校和Jean-Marie Lugerero Runiga列入予以制裁的个人及实体名单。此二人都因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被指认列名的。委员会还指认卢民主力量和“3•23”运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平民犯下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行为。在这些行动之前,委员会于2012年11月30日认定“3•23”运动两个领导人在包括针对妇女的问题上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于11月13日认定“3•23”运动领导人Sultani Makenga在包括涉及妇女和儿童问题上严重违反国际法,包括性暴力;及大会在2011年12月认定Ntabo Ntaberi Sheka策划并下令于2010年8月对瓦利卡莱县发动一系列袭击,而在袭击中有儿童遭强奸和绑架。我鼓励安全理事会其他制裁委员会,包括涉及科特迪瓦、索马里、苏丹和“基地”组织(特别是关于马里性暴力问题)各委员会酌情把重点放在性暴力犯罪之上。我鼓励我的特别代表向有关委员会提交可能指认的施害者姓名。

国际司法既要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也要给受害人以希望、尊严并恢复其地位。赔偿(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心理满足和康复)和保证不再重犯等措施的目的是要修复或矫正对个人犯下罪行所造成损害。至关重要的是以受害者为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被告未因性暴力罪行受到指控,关于卢班加案的判决中提出了为性暴力受害者作出赔偿的具体指导意见。通过执行这一指南达到弥补受害者因冲突中性暴力所遭受短期和长期损害是向前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