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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的世界：1945年和2005年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使人们欢欣鼓舞，同时也下定决心，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惨剧重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创立了联合国。对于那些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创伤最为惨重的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实验是成功的。在随后的60年中，世界的许多地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安宁，蓬勃兴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因和张力已被化解，大国之间的战争得以避免，欧洲出现了稳定的和平。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成功地融入了世界大家庭，而且对联合国的财政捐助目前已名列第二、第三和第六位。
2. 联合国成立后的头30年，数十个新兴国家摆脱了殖民体系，而直到近代，这一体系还将整个人类的一半束缚在屈指可数的少数国家手里。在这30年间，联合国促进了新兴国家的诞生，意义极为深远。非殖民化反过来也彻底改变了联合国。1945年联合国诞生之际，有会员国51个；今天则达到了191个。大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组成大会的国家基本上彼此相似，而今天，其组成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之势。到了19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在大会已经形成多数，从此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在联合国之外基本上被剥夺了的声音。
3. 20世纪的后五十年，是这些新兴国家求生存、为其人民谋福祉的五十年。这些新兴国家继承了殖民专制下划分的疆界，也继承了为满足宗主国需求而设计的殖民经济。独立仅仅是一场竞赛的开始，新兴国家必须发展专业、科学和技术知识，开展这方面的教育，以便对现代化国家和经济进行管理。而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的能力和作为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那时候，大多数经济增长模式都依赖于严格的国家控制。
4. 在过去的4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0年，而在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韩民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人均收入增长一倍，而这与联合王国和美国一百多年前实现同样目标相比，所用时间不到其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取得这样的进步，世界大多数地方仍然陷于致命的贫穷之中。1975年至1999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整体人均收入没有任何增长。
5. 到1980年代，许多这些新兴国家都面临国家能力与合法性的危机，内战不断升级，而内战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战争的主要形式（见图一）。
图一
战争，1946-2002年
来源：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
6. 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些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有十亿多人用不上清洁饮水，二十多亿人用不上适当的卫生设施，每年有三百多万人因与水有关的疾病死亡。每年有一千四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六百万是儿童。2000年，有8.42亿人营养不良；其中95%生活在贫穷国家。
7. 在非洲，有近3 000万人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城镇中年精英患病率极高，严重侵蚀了国家能力，使国家中本来最具生产力的人群严重丧失经济能力。受感染的妇女和女孩人数不断增加，威胁到食品和农业生产。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这些国家有的就会由于贫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双重压力而面临崩溃。
8. 非殖民化只不过是使联合国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联合国的创建者并未预见到美国和前苏联不久将会走上一条全球对抗之路，研制并部署足以将世界摧毁多次的数以万计的核武器。
9. 控制核技术的摧毁能力，利用核技术的潜力，这已成为联合国的中心工作。大会于1946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呼吁废除“大规模毁灭性之武器”。
10. 冷战左右了随后45年的全球政治。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对抗堵塞了安全理事会，使之无法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几乎所有武装冲突和解放斗争都是通过东西方对抗这一棱镜的折射加以看待，直到前苏联的历史性解体，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终结。
11. 尽管如此，倘若没有联合国，1945年之后的世界很可能更为血腥。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家之间的战争少于上半叶。考虑到在同一期间国家的数目增长了几乎四倍，人们很可能预料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有显著增长。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对此，联合国功不可没。联合国通过若干途径削减了国家间战争的危险。发明了维持和平；秘书长开展外交工作；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并奉行反对侵略战争这一坚定立场，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和平。
12. 冷战以戏剧性却又和平的方式终结，为集体安全的蓬勃发展开创了一个契机。冷战结束后最初几年似乎为联合国安排了一个新的角色。1990年，安全理事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以解放科威特。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采用了更为广义的解释，授权为人道主义目的在索马里进行干预。在中美和南部非洲，联合国帮助结束了若干经久不息的战争。
13. 然而，这种情形并未持久。很快，人们便看到联合国挣脱了冷战的枷锁，而换来的却是另一种束缚：成员国的沾沾自喜，大国的冷漠无情。尽管联合国创造了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但却缺乏能力提供此种安全。诸如巴以和克什米尔这些持久的区域冲突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发生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时，未能采取行动，使国际支持大受减损。在会员国对本组织是否采取支持的态度方面，乐观情绪已经不再，又回到从前的那种怀疑哲学。
14. 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使人们初步看到加强集体安全的潜在意义。2001年9月12日，由法国提出并由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1368（2001）号决议，决议谴责了恐怖袭击，并为美国领导的为自卫而向塔利班政权采取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同一天，大会谴责了恐怖主义和恐怖袭击。2001年9月28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373（2001）号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具体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三个月之后，联合国主持签署了《波恩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成立了临时政府，取代被推翻了的塔利班政权。联合国作为和平进程的主导者为阿富汗临时政府提供了支持，并协助起草了阿富汗新宪法。
15. 这种国际协作精神仅仅维持了数月，伴随2003年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分歧，这种精神也遭到侵蚀。
16. 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表明，各国以及集体安全机构没有能够跟上各种威胁在性质上的变化。技术革命使通信、信息处理、卫生和交通等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革命突破了边界，改变了移徙方式，使人们以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共享信息。这些变化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危害。数量越来越少的人可以在没有任何国家的帮助下，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新型威胁，可以在一国境内，也可以跨越国界，破坏法制。旨在改善日常生活的技术可以被转化成为侵略工具。对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但这些变化却预示着一种根本不同的安全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合作的独特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毁灭程度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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