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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强联合国

153. 我在本报告中强调,《宪章》所载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今天与1945年一样有效并且切合实际,现在是将其付诸实施的宝贵良机。但是,虽然宗旨应当坚定,原则应当永恒,但是实际做法和体制必须与时俱进。要使联合国成为对会员国、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用的机构,能够应对上文第二至第四节所述的挑战,就必须根据21世纪的需要和环境而全面调整。它不仅要对各国开放,还要对民间社会开放,因为各国和国际的民间组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的力量源泉应当是它包容广泛的伙伴关系,有能力在所有问题上使这些伙伴形成切实有效的变革联盟,为追求大自由而采取必要的行动。

154. 联合国这个组织显然是另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现在的工作方法也并非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宣言》中承认,必须加强联合国,使它在进行优先工作时,是一个更具实效的机构。

155. 自从我1997年就任秘书长以来,我的一项主要优先工作就是改革联合国的内部结构与文化,使本组织对各会员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更有用。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今天联合国的结构比较精简,工作方法比较有实效,各种方案获得较好的协调,在许多领域同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建立了工作伙伴关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千年发展目标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共同政策框架,甚至是整个国际发展界的共同政策框架。今天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设计比过去好得多,对防止战事复发和奠定长期和平基础的许多不同任务,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我们还同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者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它们对全球的安全、繁荣、自由可以作出重大贡献。

156.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改革。现在的情况是,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治理结构不同,任务规定重复,而任务规定反映过去而不是当前的优先需要,这一切削弱了我们的效力。必须赋予主管实际权力,使他们能够把联合国的工作同会员国核可的目标完全吻合。我希望,这些目标就是在本报告中简述的目标。我们还需要使秘书处更专业化,让工作人员和管理层更严格地对他们的工作业绩负责。我们也必须确保联合国在各国的代表和工作以及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工作,特别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更具协调性。

157. 但是,改革要产生实效,就不能限于行政部门。现在应该让联合国的政府间机构也焕发新的生机。

A. 大会

158. 《千年宣言》重申大会是联合国的主要议事、决策和代表机构,具有核心地位。特别是大会有权审议和通过预算,并且选举其他议事机构的成员,包括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因此,会员国对大会威望降低和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减少,当然很关切。大会威望下降的现象必须扭转,但是只有在大会更具实效时,威望才能恢复。

159. 近年来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不断增加。如果这说明会员国真正团结一致对付全球挑战,本来是一个好现象。遗憾的是,协商一致(往往解释为需要全体赞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首先是在各区域集团,然后在全体会议中争取达成协商一致。这不是调和会员国利益的有效办法,而使大会流于空泛,放弃了采取行动的一切认真努力。即使有真正的辩论,也往往针对程序问题而不针对实质问题,很多所谓决定只是反映各种迥然不同意见之间最低程度的共同点。

160. 会员国多年来都认为,大会需要精简程序和结构,以便改进议事程序并提高实效。已经采取了许多微小的步骤。现在,各种会员国已经提出使大会“恢复活力”的新建议。大会现在应当采取果敢措施,使其工作合理化,加快议事过程,精简议程和委员会结构、简化进行全会辩论和请求提出报告的程序,并加强大会主席的作用和权力。

161. 大会现在讨论的议程很广泛,内容包罗万象,但是问题往往重复。应当将重点放在大会的实质性议程上,集中处理当今的重大实质性问题,如国际移徙和辩论已久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162. 大会还应当同民间社会更积极地来往,这反映民间社会十年来迅速增加与联合国的互动,现在已经参加联合国大多数工作。的确,只有民间社会与各国政府充分互动,联合国的目标才能达到。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关系问题知名人士小组是我在2003年任命的。小组为改进我们同民间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已经把小组的报告(A/58/817和Corr.1)连同我的意见推荐给大会。大会应当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建立机制,以便大会有计划地同民间社会密切互动

163. 大会还需要审查其委员会结构、各委员会发挥职能的方式、对委员会的监督,以及委员会的产出。大会需要有一个机制,检查下属各委员会的决定,以避免过多地给联合国提出资金无法到位的任务规定,避免让目前对预算和对秘书处内员额分配微观管理的问题继续下去。如果大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不会具备为会员国切实服务所必需的重点和灵活性。

164. 应当明确指出,除非会员国最高层面认真重视大会,并且责令其代表参与辩论,以期切实取得积极结果,否则上述任何一点都无法做到。如果他们做不到,大会的绩效会继续令他们失望,对此,他们不应该感到奇怪。

B. 各理事会

165. 联合国创始人给联合国创设了三个理事会,每一个理事会在各自领域负主要责任: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多年来,三者的责任分工,越来越不平衡: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越来越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常任理事国目标更加统一,但是安理会的权威受到质疑,因为它的成员组成已经过时,代表性不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往往落到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的边缘地位;托管理事会已经成功完成职能,现在纯粹是有名无实。

166. 我认为,我们需要恢复平衡,三个理事会分别负责:(a) 国际和平与安全;(b) 经济和社会问题;(c) 人权,提倡人权历来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但是现在显然需要更有实效的运作机构。这三个理事会的任务应当是推动审议会员国首脑会议和其他会议提出的议程,并且应当成为可以适当讨论安全、发展、公正问题的全球论坛。前两个理事会已经存在,但是需要加强。第三个论坛需要彻底革新,目前的人权机制需升格。

安全理事会

167. 所有会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都承认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且同意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因此,安理会必须有能力履行责任,其决定应当得到全世界尊重,这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168. 在《千年宣言》中,所有国家决心加紧努力,“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方面”(见大会第55/2号决议,第30段)。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久已有之的看法,那就是:安理会的成员组成必须改变,使它更广泛地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并反映当今地缘政治的现实,使之在世人的眼里更具合法性。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也需要改革,使它更有效率,更有透明度。安理会不但必须更具代表性,并且要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更有能力、也更愿意采取行动。兼顾这两个必要条件,是任何改革建议必须通过的严峻考验。

169. 两年前我宣布,我认为,不改革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不会彻底。我仍这样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广泛地反映当今世界实力的现实。所以,我赞成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A/59/565)中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所提出的立场:

(a) 改革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让那些在财务、军事和外交方面,具体而言,在联合国分摊预算的缴款、参加已获授权和平行动、赞助联合国在安全和发展领域开展的自愿活动和支持联合国的目标和任务规定的外交活动等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对发达国家来说,实现把国产总值的0.7%用作官方发展援助的商定目标或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应是这种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准;

(b) 改革应让更能代表广大会员国、特别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参加决策进程;

(c) 改革不应损害安全理事会的效力;

(d) 改革应加强安理会的民主性和责任性。

170. 我敦促会员国考虑报告中建议的两个选择:方案A和方案B(见方框5),会员国应议定在2005年9月首脑会议前就这个重要问题作出决定。会员国最好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这项至关重要的决定。但如果会员国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种局面绝不能成为推迟行动的借口。

方框5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方案A和方案B

方案A增加六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三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主要区域分配如下:




区域




国家数目


常任理事国
席位(任期不间断)


拟设立的新

常任理事国
席位

拟设立的任期
两年理事国
席位(不可连任)




共计

非洲

53

0

2

4

6

亚洲及太平洋

56

1

2

3

6

欧洲

47

3

1

2

6

美洲

35

1

1

4

6

方案A共计

191

5

6

13

24

方案B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新增八个任期四年并可连任的理事国席位,并新增一个任期两年(不可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主要区域分配如下:




区域




国家数目


常任理事国
席位(任期不间断)


拟设立的任期四年并可连任理事国席位

拟设立的任期两年理事国
席位(不可连任)




共计

非洲

53

0

2

4

6

亚洲及太平洋

56

1

2

3

6

欧洲

47

3

2

1

6

美洲

35

1

2

3

6

方案B共计

191

5

8

11

2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71.  《联合国宪章》赋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种重要职能,包括协调、政策审查和政策对话。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理事会的多数职能看来比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1990年代各次首脑会议和大型会议已经产生全球化时代的联合国发展议程。联合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制订并执行协调一致的政策。一般认为,经社理事会的职能最适合应对这些挑战,但理事会迄今尚未在这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172. 1945年,《宪章》制订者没有赋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权力。他们前一年在布雷顿森林商定创设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并期望除了各专门机构外,设立一个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补充。所以他们显然有意分散国际经济决策权。但是,这恰恰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发挥的协调者、召集者、政策对话论坛、共识促成者的作用更为重要。它是《宪章》明确授权协调专门机构工作并同非政府组织协商的唯一联合国机构。一系列职能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在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开展工作,而这些委员会日益注重实现发展目标。

17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近年已经在对这些优势善加利用,例如通过每年同贸易和金融机构举行高级别特别会议牵线搭桥,并设立了一个独特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队。经社理事会还建立国别小组,有助于将安全与发展问题挂钩。

174. 这些举措已有助于加强各种行动者之间的统筹协调,但是存在的差距仍显而易见。

175. 第一,越来越需要将各次世界会议和首脑会议所产生的联合国发展议程加以整合、协调,并审查其执行情况。为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举行年度部长级会议,评估实现议定发展目标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这些评估可以用成员国的同侪进度审查报告为基础,并得到联合国各机构和区域委员会的支助。

176. 第二,需要审查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增进不同行动者发展活动间的协调性,加强联合国系统规范工作和业务工作之间的联系。为弥补这一空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充当高级别发展合作论坛。论坛可由理事会高级别部分转变而成,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177. 第三,每当出现经济上、社会上的挑战、威胁和危机时,必须随时予以处理。为此,经社理事会应视必要及时举行会议,评估对发展的威胁,如饥荒、流行病和严重自然灾害,并推动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应付这些威胁。

178. 第四,有必要系统地监测并处理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层面问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设立国别特设咨询小组,设法承担这项必要工作。但是,鉴于长期恢复、重建、和解工作规模之大,难度之高,临时安排是不够的。经社理事会应与拟议的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将理事会的冲突后管理工作正规化。理事会还应加强同安全理事会的联系,以促进结构性预防工作。

179. 最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规范制订和战略决策作用,显然不同于各种国际机构理事会的管理和决策作用。我希望经社理事会开始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订立一项全球发展议程,以便对联合国全系统这个领域各类政府间机构的工作提供指导。

180. 要执行上述所有建议,就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一个发挥职能所需的新的、更灵活的结构,而未必受目前各“部分”和“实质性会议”年度会议日历的限制。此外,经社理事会需要一个有实效、有效率、有代表性的政府间机制,以便与金融和贸易领域各机构的对口部门互动。为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方式:或扩大主席团,或建立各区域得到均衡代表的执行委员会。

拟议的人权理事会

181. 人权委员会已经为国际社会订立了具有普遍性的人权框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两项国际盟约21 和其他核心人权条约。委员会年会提请公众注意人权问题和有关辩论,提供一个拟订联合国人权政策的论坛,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独立专家制度,以及按专题和国别观察和分析尊重人权情况的特别程序。委员会同数以百计的民间社会组织密切互动,有机会同民间社会合作,而这种机会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具备的。

182. 然而,委员会执行任务的能力,却因信誉和专业精神低落而日益受到影响。特别是,各国竞相成为成员国,目的不是加强人权,而是保护本国免遭批评,或者批评他国。结果,委员会“信誉赤字”扩大,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名誉蒙上阴影。

183. 如果联合国想满足全球各地人们的期望,甚至说联合国要象对待安全和发展问题那样认真对待人权问题,那么会员国就应当同意将人权委员会改成一个规模较小的常设人权理事会。会员国必须决定,是让人权委员会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还是成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不论成为哪一种机构,其成员由大会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三分之二多数直接选举产生。创建这个理事会将赋予人权问题更崇高的地位,符合人权在《宪章》内所占的首要位置。会员国应当就该理事会成员的组成和任期作出决定。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应承诺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

C. 秘书处

184. 一个能力强、效力高的秘书处对于联合国的工作必不可少。由于本组织的需要已发生变化,秘书处也必须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97年启动了秘书处结构改革一揽子计划,2002年接着又实行了一套管理和技术性改进措施,目的是使本组织的工作方案重点更明确,规划和预算编制制度更简单,并使秘书处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185. 我感到高兴的是,大会给予这些变革措施广泛的支持。我相信这些措施提高了我们不负众望完成工作的能力。由于改变了预算编制、采购、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支持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方式,我们现在以崭新方式开展业务。但这些改革还不够。如果联合国想真正有效,秘书处就必须彻底转变。

186. 有权作出决定的机关,主要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指派任务给秘书处时,必须注意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充足资源。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管理层的问责制,加强政府间机构监督管理层的能力。联合国须满足世界各地迅速变化的业务需要。要管理这样一个组织,秘书长及其管理人员,必须获得所需的酌处权、手段、权力和专家协助。同样,会员国必须有必要的监督工具,使秘书长真正对自己的战略和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负责。

187. 会员国在确保更新本组织的任务方面也要发挥中心作用。我因此请大会审查所有已执行五年以上的任务授权,以确定是否仍然真正需要有关活动,或者是否可根据新出现的挑战重新分配已拨给这些活动的资源

188. 今天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必须:(a) 适应21世纪新的实质性挑战;(b) 具有管理复杂的全球性业务的实力;(c) 承担责任。

189. 首先,我正在采取措施调整秘书处的结构,使之符合本报告列明的优先事项。这将需要设立一个建设和平支助厅,加强对调解(我的斡旋职能)和对民主与法治的支持。此外,我打算任命一名秘书长科学顾问,负责就政策事项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科学咨询意见,以调动联合国系统内以及更广泛的科技和学术界的科技专门人材。

190. 在新领域内取得真正进展,需要具备足以迎接新挑战的技能和经验工作人员,也需要加倍努力,保证达到《宪章》第一零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以及“在征聘办事人员时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而且我们今天必须加上一条,即确保男女工作人员之间的合理平衡。尽管现有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合理的机会在本组织内发展,但我们不能继续依赖同样一批工作人员来满足我们所有的新需要。我因此请求大会授权和提供资源,实行一次工作人员有偿离职方案,以便补充新血,调整工作人员,满足当前的需要。

191. 第二,秘书处必须具备完成任务的实力。高级别小组建议我再任命一名常务副秘书长,以改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但我决定设立一个内阁式决策机制(行政权力大于目前的高级管理小组),以改善政策和管理。该机制将由一个小规模的内阁秘书处提供支持,确保决策工作的前期准备和后续安排。通过该机制,我希望能够确保决策过程更明确、更有秩并且更加负责。这一机制本身不足以确保对这样一个复杂组织在全世界的业务进行有效管理,但应该起到促进作用。秘书长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必须拥有更大的管理权和灵活性,需要有能力视需要调整人员编制,而不受到不必要的制约。我们的行政系统需要彻底现代化。因此,我请会员国与我一道对现行预算和人力资源规则进行全面审查。

192.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提高秘书处的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大会规定会员国可以要求查阅内部审计报告,从而向更高的透明度迈出了重要一步。我正在研究是否有其他种类的资料可循例提供给会员国。我正在成立一个管理业绩委员会,确保高级官员对本人的行动以及本单位取得的成绩负责。另外还在进行其他一些内部改进,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管理制度和人力资源政策与其他全球性公共和商业组织的最佳做法接轨。为了进一步改进问责制和监督,我已经提议大会授权全面审查内部监督事务厅,以期加强该厅的独立性和职权、专门技术和能力。我希望大会迅速就这一提议采取行动

D. 全系统的协调性

193. 除秘书处外,联合国系统的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在处理各种全球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长和丰富的资源。联合国本身是这样,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也是这样。各组织都必须对各自的理事机构和服务对象承担明确责任。

194.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几十年来联合国系统的成员以及活动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但是,由此引起的一个副作用是,系统内部各机构的任务和行动常常严重重叠,而且必要的资金严重短缺。

195. 为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在任期内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我首先在1997年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A/51/950)中提出了若干措施,而且特别成立了执行委员会,以加强秘书处的领导能力,并加强对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的协调。其后,我在2002年题为“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A/57/387和Corr.1)中就改进联合国在国家一级的工作提出了更加直接的新举措,特别提出要加强驻地协调员系统。我向特别代表进一步下放了权力,并建立了综合和平行动系统。

196. 这两项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机构在国家一级彼此加强合作,并加强了与世界银行等其他伙伴的合作。但是,整个联合国系统仍未做到以整体和有效的方式交付世界人民需要并理应得到的服务。

197. 其中的部分问题显然与我们在结构方面遇到的制约因素有关。就中长期而言,我们必须考虑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以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一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把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分门别类,组成几个严格管理的实体,分别处理发展、环境和人道主义行动问题。这种调整可能会裁撤或合并任务和专长互补或重叠的基金、方案和机构。

198.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也应该立即采取更多的行动。我特别提出根据以下简明原则,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系统国家一级存在和工作的协调:在联合国活动的各个阶段,联合国驻任何一国的特别代表、驻地协调员或人道主义协调员等高级官员,应该具有管理统一的联合国任务(即“国家存在”)所需的权力和资源,使联合国切实发挥统一实体的作用。

联合国在国家一级

199. 在联合国进行发展工作的每个国家,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应该组织技术力量,帮助这些国家制定执行上文第二节所述、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战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发展机构,应继续负责管理驻地协调员系统,而规模更大的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则应向拥有适当资源和权力的驻地协调员领导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指导。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应制定一套明确的战略目标,并确定联合国实体为帮助国家伙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满足更大的发展需求而必须提供的具体援助。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可利用这一“成果总表”,对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的工作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责成联合国代表承担责任。

加强驻地协调员系统

200. 为推动这一进程,我将进一步加强驻地协调员的作用,并给他们更大的权力,使其能更好地开展协调工作。但是各机构的理事会也应提供指导,支持这一进程。我呼吁各会员国协调其出席各机构理事会的代表,保证他们在全系统内指派任务和分配资源方面奉行协调一致的政策。我并敦促会员国增加核心资金,降低专用资金的比例,增强系统的协调性。如上所述,我希望振兴后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够为实现这种新的协调性提供全面指导。

201. 我高兴地看到,近年来联合国与世界各国的独立科学家、决策者和政治领袖密切合作,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发展领域,取得的效果尤为显著。因为我们的组织和方案需要不断引进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为加强联合国的发展工作与全世界相关领域智囊之间的联系,我打算2005年成立发展问题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将由世界各领域杰出科学家、决策者和政治领袖代表20多人组成,并将与上文提到的秘书长科学顾问密切合作。他们将就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向我和联合国发展集团提出建议,定期发表报告和评论,并将与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科学机构、民间社会和其他机构建立联系。他们还可以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咨询。

人道主义应急系统

202. 从印度洋海啸、达尔富尔危机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危机,最近数月的事件充分说明,对国际人道主义应急系统的要求在类别和规模上日益扩大。在联合国的领导和协调下,由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应急系统克服困难,救助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应系统可在数天之内向世界各地派出具有专长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并向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大量食品和其他救助物品。机构之间工作重叠的现象有所减少,非政府和政府间行动者之间实际协调的效果有所改善。

203. 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应急系统在几个星期内克服种种困难,在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救助行动。但是,同时向达尔富尔流离失所者提供的援助,却远远没有达到认捐水平。刚果民主共和国于1997年爆发严重危机,至今已有380多万人被杀,230万人流离失所。但是,应付这些危机的资金却严重不足。应该提高人道主义应急措施在各种紧急情况中的可预测性。为此,我们应该抓紧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204. 第一,人道主义应急系统应该在目前经常存在差距的领域提高反应能力的可预测性。这些领域包括供水、环境卫生、住房和营地管理。如果危机已经发生,则应迅速采取灵活的行动。在复杂的紧急情况中,尤其应该如此,因为人道主义需要已经与冲突情况挂钩,而且情况可能迅速发生变化。一般而言,由人道主义协调员领导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最能发现机遇和制约因素。但是,显然应该加强外地协调结构,尤其应该使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并进一步充实其能力,加强人道主义协调员的领导,并确保迅速提供充足和灵活的资源,为外地结构提供支助。

205. 第二,为满足灾区的需要,我们应该得到可预测的资金。我们应该确保全球对海啸危机的慷慨捐助成为一种经常而非一时的行为。亦即,我们与捐助界一起在人道主义机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并与新的捐助国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更系统的合作。要确保对危机作出全面及时的反应,就要把认捐迅速转变为实际资源,就要特别在紧急情况初期以可预测程度更高和更加灵活的方式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资金。

206. 第三,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外地行动应该具有可预测程度更高的出入权,而且应得到安全保障。人道主义工作者常常受到政府部队或武装团体的阻挠而无法开展工作。在其他地区,恐怖分子违反基本的国际法,袭击手无寸铁的援助人员,并使援助行动陷于瘫痪。

207.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正与紧急救助协调员一起处理这些问题,制定加强行动的具体建议。目前正对人道主义应急措施进行综合审查,审查结果将于2005年6月发表。我期待着审查结果就新的人员和设备备用安排提出一系列建议,以确保有能力对重大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立即作出反应,如有需要同时对几个地区作出反应。我将与会员国和各机构合作,确保这些建议在敲定之后立即付诸实施。

208. 我们应该考虑是否拥有足够的财政手段,能够立即对突发性灾害或被忽视的紧急情况大量有待满足的需要作出反应。我们应该考虑,是应当将现有的中央应急循环基金升格,还是应建立新的筹资机制。如需建立新的机制,捐助者提出的设立一个10亿美元自愿基金的建议应加以认真考虑。

209.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日益严重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与跨越国际边界的难民不同,因国内暴力和战争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不受既定最低标准的保护。

210. 然而,目前这个极为脆弱的群体大约已有2 500万之众,是难民估计人数的一倍多。我敦促会员国接受我的特别代表拟定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E/CN.4/1998/53/Add.2)”,作为保护流离失所者的国际基本准则,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推动采用这些原则。难民事务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处理,而境内流离失所者及其需要则常常由各人道主义机构分散处理。最近采取了一些步骤,以确保向这些群体提供援助的机构在各自职责的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但是,正如我们最近在达尔富尔所见,我们还应作出更大的努力。我打算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应对措施,使其在紧急救济协调员的全面领导下,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要作出反应,在国家一级则通过人道主义协调员系统作出反应。我相信会员国会支持我的这一努力。

211. 最后,我打算呼吁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更加系统地解决人道主义援助常常受阻这一无法接受的问题。为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灾难,必须保护人道主义空间,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无阻挠地帮助易受伤害者。我还将通过秘书处新成立的安全和安保部采取措施,加强风险管理系统,使人道主义工作者在高危地区拯救他人时,自己的生命不致遭受不必要的风险。

全球环境管理

212. 国际环境协定和协定管理机构众多而工作复杂,因此环境对全系统的协调性提出了特殊要求。目前,共有400多项区域和国际多边环境条约,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荒漠化等各种环境问题。这些法律文书按部门分类,文书执行监测机制零散,加大了整个领域作出有效反应的难度。显然,应该精简并加强条约的执行工作。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强调,必须建立协调性更强的国际环境管理机构框架,同时加强协调和监测工作。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为制定环境标准、进行科学讨论和监测条约遵守情况制定一个协调性更强的结构。这项工作应该借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现有机构以及各条约机构和专门机构进行。同时,联合国机构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改善规范和业务方面的协同作用,使国家一级的环境活动从中受益,使我们能够以整体方式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使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得到同等重视。

E. 区域组织

213. 目前有相当多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对其成员的稳定与繁荣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应发挥互补作用,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挑战。在这方面,捐助国应特别注意有必要与非洲联盟制订一项能力建设十年计划。为了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改进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我打算根据具体情况,就信息、专长和资源的交流,提出联合国与各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对具有预防冲突或维持和平能力的区域组织而言,这些谅解备忘录可将这方面的能力纳入联合国待命安排制度的框架中。214. 在联合国系统协调机构的会议讨论区域组织特别关心的问题时,我还打算请这些组织参加这类会议。

215. 应修订联合国维持和平预算的细则,使联合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可选择用摊款来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区域行动,或为区域组织参加联合国所统领的多方支助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

F. 修订《联合国宪章》

216. 我已经在第五节的开头指出,《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仍然完全有效,《宪章》总体而言仍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坚实基础。《宪章》实质上仍然是六十年前在旧金山会议上起草的那份文件。通过在实践中变通,已取得了很多实效,而无需修正《宪章》。其实,在联合国历史上仅对《宪章》作了两次修正��目的是增加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

217. 尽管如此,目前联合国开展活动的世界,与1945年的世界已截然不同。《宪章》应该反映今天的现实。特别是,《宪章》第五十三条和一百零七条中过时的“敌国”条款现在应该删除了。

218. 托管理事会曾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提高了托管领土的管理水平,并促进了更大范围的非殖民化工作。但该理事会的工作早已完成。应该将第十三章(托管理事会)从《宪章》中删除

219. 基于同样理由应将第四十七条(军事参谋团)删除,并删除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中所有提及军事参谋团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