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抓住了贸易自由化的力量以及同时发生的科技和信息革命带来的无限商机的全球企业家而言，现在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关税降低以及其他贸易一体化的措施使很多人致富，股市上扬使许多能入市购股的人发了财。

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却不在此列，在投资和现金流动的旋风仍未触及的大片地区，人民仍然贫穷。即使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却无望改善自己的生活。

去年12月在西雅图发生了震撼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谈判的示威游行，最近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又发生了抗议行动，这些均表明资源问题往往是国际政治和经济讨论的中心议题。

资源问题将成为6月26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大会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次特别会议将产生长远而非短期的影响，但它不可能立即减免债务、实现贸易突破或许诺提供大笔新的援助赠款。然而，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发展问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大会将于2001年举行的关于发展经费筹措问题的会议将集中讨论资源问题。

钱，钱，到处需要钱...

世界上充满了资源，然而，其中大部分是私人资源，而且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到目前为止，私人资源在引导过去十年全球性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那些能吸引私营资本的国家均取得了高于平均增长率的佳绩。

然而，为了追逐利润，私人资本并未冒险进入无利可图的领域，因此，在提供全球性公益服务方面，例如，在普及教育、保健、预防疾病或保持清洁环境等方面，私人资本举措甚微。这些需求往往要由资金严重不足的公共部门来满足。因此，目前基本上存在着两个资源问题。一个是推动私营部门，另一个是为各国和国际机构提供资金以便提供有关服务，为实现一个自由、公平和安全的社会奠定基础。因此，特别会议收到的许多提案都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和如何摆平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有关。

尽管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铺平运动场”以及为每个人参与全球经济创造平等机会的问题，但事实却不尽然。不平等现象日益增多，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利，穷人和穷国根本没有机会挤进全球经济。

为促进社会方案以及在保健和教育领域投资，显然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估计，每年约需要800亿美元（不到全球收入的1％的三分之一）才能确保所有儿童达到起码的生活水平。这包括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安全饮水用和卫生条件、初级保健以及基础教育。

总的来说，在谁应支付这笔款项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意见冲突的一个爆发点，前者主张，从历史和道德的观点出发，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发达国家虽然并不否认它们有义务帮助那些不富裕的国家，但它们以住外援方案的成果深感失望。它们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必要资金，应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因为私人投资资金更为充足，同时它们也坚持把善政、加强问责制和采取更多的保障措施作为外援的条件，以确保援助方案使援助对象受益。

但是有争议的不只是免费赠与的问题。资源问题还包括人们热烈争论的贸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继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设置高额关税，以及如何向新兴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避免重犯工业化国家犯过的错误。

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敦促将资源用于人类发展

在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意识到它们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减少，因此一致同意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地位，使经济更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首脑会议特别呼吁各国政府在国内外采取行动，调集资源以满足执行社会发展议程的需求。

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审议了大量有关资源的事项，这些事项既涉及公营部门，也涉及私营部门。大家普遍认为健全的经济增长是增加资源的最佳途径，但在什么是促进这种增长、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增长的最好方式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

大家同意使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国家财政收支更有利于人民。会议讨论了一些有创意的资源提案，人们也谨慎地接受了一些提案，其中一项是关于捐助国和受援国增加社会支出的提案。各国一致认为有必要作出更大努力，通过建立公平和有效的等进税收制度来筹集资金用于国内的开支。大家同意各国应酌情削减军事开支，而增加社会支出。

贸易与发展

在有关资源的辩论中，贸易问题已成为首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对贸易问题看法不一，使得去年12月在西雅图开始世贸组织新的一轮会谈的努力宣告失败。

现在每天有15 000亿美元进出世界货币市场，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务入市交易。在上世纪末时，外国直接投资额高达近4 000亿美元。

然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大都与贸易和金融投资新浪潮擦肩而过。在1997年4 000亿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约58％流向工业化国家、37％流向发展中国家、5％流向在东欧和中亚的转型期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80％以上只集中在20个国家，其中中国得到了最大的份额。

尽管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要求各国降低关税、把配额转变成关税并减少对其农业部门的补贴，但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工业化国家仍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这种做法使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7 000亿美元。1995年的农业补贴仍高达60亿美元。

尽管中国、博茨瓦纳和大韩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大幅度增

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尽然。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1980年代的9％上升至1990年代的22％，然而，仅十来个国家就包揽了这些增长。

各国在关于大会特别会议的谈判中一致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应加快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进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发展中国家曾推动达成一项协定，以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准入机会。发展中国家还呼吁采取新的行动，以稳定它们所倚赖的商品价格，从而稳定其预算。

调控与税务改革

大多数国家现有的税收制度是在其经济相对封闭，很少有人遨游四海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今，已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互联网和瞬息通讯的时代，货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上流通。各国政府承受它们要维持低税的很大压力，而与此同时，似乎有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逃避税收。

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坦奇说，“现在，如果你要向资本征税，这笔资本就挪到其他地方。”通过玩弄会计手段，跨国公司可将其开展业务的各管辖权地区内的债务负担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地区。坦奇说，“这种作法侵蚀税收制度的基础。”他还指出，每年海外避税港为50 000亿到80 000亿美元提供了逃税机会。

坦奇说，由于派生所得和对冲基金日益增多，越来越难以确定收入是在何时以及何地赚取的。但他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解决办法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同样重要。这些国家的征收税款制度不得力，无法征收可促进社会发展的税款。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兼77国集团主席阿瑟·姆巴内福说，“发展中国家没有征税款机制。而征税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降低其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0.7%来自发达国家向其本国国民征收的税款。”

尽管税务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主权的标志，但各国却愿意在特别会议上讨论有关税务的倡议。就许多与岁入有关的问题而言，这次会议就象是首次举行的公听会。虽然，可能无法就这些问题在日内瓦达成协议，但肯定会将这些问题列入国际议程，供今后进行讨论。

各国已商定推动公平逐步扩大征税基础，提高税务管理和征税的效率。各国还商定寻找，同时可制止污染等“公害”的新的岁入来源。

还有大量建议仍在讨论之中。这些建议包括偷税漏税问题、取消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而支付的税款补贴、在税务事项上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研究划分跨国公司在不同的管辖地为其盈利纳税的责任的方法。有人建议应限制使用避税地和避税港，还有人建议应研究设置货币交易税的可行性。

最近几年，货币交易税（有时称之为“托宾税”）已引起人们的很大注意。加拿大为了寻求调集新的资源，建议“进一步研究货币交易税的可行性。”许多人认为如果征收这种税，本可以限制后来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规模资本流动。然而，在是否有必要征收此种税款的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更大的问题是由谁来征收这笔税款以及税款收入给谁。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大力反对这项建议。

官方发展援助

在哥本哈根，除美国外，各捐助国再次承诺努力实现以前议定的将0.7％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然而，在首脑会议时，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额已经开始从该十年初期的历史最高水平下滑，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今。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之低是史无前例的，仅占发达国家国产总值的0.22％。

只有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四国超出了0.7％的目标，但即使是这四国，以实值计算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也有所下降。在过去几年，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的援助额大幅度上升。

据姆巴内福大使称，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期待着国际社会的援助，但却没有得到。”他说，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的起因可直接追溯至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竞争的结束。

姆巴内福大使说，应更好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所提供的“极少量资源”，并指出应将这些双边或多边资源集中起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不过，姆巴内福大使说，77国的立场不是伸手要“赠与”。他强调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一个“有利于筹集自身资源”的环境。姆巴内福说他并不否认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性，但必须找到筹集资源的更好办法。“发展中国家仅靠官方发展援助是不行的。”

大会特别会议有可能鼓励的另一个增加社会方案支出的构想是在哥本哈根已初步议定的20/20提案。该项提案敦促捐助国确保其官方发展援助中有20％专门用于社会方案，同时敦促发展中国家从其国家预算中至少拨出20％用于社会发展。尽管这一构想未得到广泛采纳，但各国仍商定在特别会议期间继续讨论这个提案。

据儿童基金会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往往将其预算中约15％用于社会方案，而捐助国用于社会部门的捐助只占10％。

减免债务

长期以来，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呼吁减免债务的运动，后来这些组织合并成一个称之为“2000大庆组织”的团体。减免债务的呼声在哥本哈根大增。各国在哥本哈根商定，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应考虑采取创新措施，减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低收入国家的债务。

1996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为重债穷国执行减免债务方案，但获益的国家很少。因此，1999年开始采取一个更广泛的行动，预计可减免36个国家的债务，其中29个国家是撒南非洲国家。然而，迄今，只有乌干达、玻利维亚、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五国的债务开始获得减免。

据姆巴内福大使说，“沉重的利滚利债务负担”几乎吞食了尼日利亚三分之一的资源，他又说资源被用于偿付贷款，而不是用来支付学校教育和教师的薪金。

特别会议审议的许多提案都涉及债务问题。有些提案建议债权国和债权机构采取更迅速的行动以便“更快、更广泛和更大幅度地减免债务”并为发展中国家留出一条不重新安排偿还贷款期限的“永久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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