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迅如闪电的力量继续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越界运送货物、信息和资金,给圈内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利润。在这时刻,人们却日益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坐上这班繁荣列车。事实上,世界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大体上都沾不到全球化的利益。这三十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勉强过活。世界上最富与最穷人口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同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可能抹杀多年来的增长和进步。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尽管大家纷纷谈全球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还没有沾到全球化的边。据估计,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甚至没有打过或接到过电话”。

在这个新的全球经济时代,人类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五年前处于这种情况之下,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促使全球注意解决世界各种主要社会问题的方法。有186个国家的代表（包括117位国家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他们最后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协议,促使各国承诺致力实现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特别是,他们商定了《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其中载有10项明确的承诺,要更加努力消除贫穷、改进保健和教育,并致力实现充分就业。他们还商定一项《行动纲领》,内容分成100段,其中订立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指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计划。

为了审查首脑会议以来的进展情况并推动社会发展议程,大会将于2000年6月26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一届特别会议。尽管各国代表团普遍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所订的目的和指标难以实现,大多数国家仍然坚称它们承诺追求社会首脑会议的目标,并相信日内瓦会议将有助于消除妨碍加速进展的障碍。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司司长约翰·朗莫尔说,审查会议的最高主题是“将社会发展摆在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我们必须商定具体的行动和战略,以维持政治的势头。”

特别是,许多人认为日内瓦会议是一个机会,促使各国政府制订社会发展的规则和标准,以指导其他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个别国家应负责制订本国国内的社会议程。自从首脑会议以来,一些国家的选民设法在“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和提高效率”与寻求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政府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项努力的目标是在不危害经济改革的情况下找到社会议程所需的资源。

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特别是因为它是许多世界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各国认为这样一种全球共识十分有用,因为它能有助于制定全球公认的社会发展标准和目标。

全球化引起的各种恐惧是促成在1995年召开世界首脑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从首脑会议以来,全球化已深刻地影响到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而全球化不断加快的步伐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对全球化的这种长期隐忧终于爆发出来,成千上万的人在199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于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地点集合起来表示抗议。这些批评全球化的人士绝对不是立场一致,但都反对新的全球贸易制度损害到环境、工人权利、地方利益,特别是人民的需要。

全球化是一股积极力量,提高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并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根据许多人所体验到的全球化不是一个进步的动因,而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几乎象飓风一样,能在瞬息之间摧毁生命、职业和传统。许多人都有一种冲动,要抵抗这一进程,并躲进地方的安乐窝。全球化也许正在加剧不平等地位。它也许也在助摇文化传统,增加我们精神上的迷离感觉。”

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最近进行的讨论中,对新的全球经济方向,及其社会后果,表示恐慌。印度尼西亚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苏桑托·苏托亚告诉大会,“今天很明显地,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好准备应付全球经济的挑战并取得其利益。”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认为,对国际舞台上的小角色来说,前景并不看好。他告诉大会说,独立的小国家面对着黯谈的前景。他说,在一个平坦的运动场上,资本、货物和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没有差别的关税,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助于摧毁市场。他问：“运动场虽然平坦,巨人和侏儒之间难道会有公平的竞赛吗？”他坚决地说,富国的大银行、大公司和大企业,利用在别处赚到的巨大利润,可以在小国输掉一点钱。随着小公司的倒闭或被迫卖给外国大公司,最后会把市场摧毁,造成世界贸易萎缩。 “世界实际上将因自由贸易而变得更穷。”

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指出全球化的过程必然重新界定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做法。他说,“现在有必要通过国际关系制度的民主化,发起一个补偿运动,以加强那些国家对全球管理制度的影响。”

印度前外交部长杰加特·梅赫塔认为,“首脑会议的基本理念是使发展更加以人民为中心”。“这种理念的基本原则是：在一个有利的国家和全球秩序中获得生计、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公平机会。但是,在我们即将步入下一个世纪之际,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格局是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种种恶劣的不平等现象。这一格局进而削弱发展中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虽然贸易目前是国际努力管理和调节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其他组成部分也必须处理。继1997年的金融危机大大破坏了亚洲各国的经济之后,各方普遍认为必须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结构以应付世界金融市场的激变。

科菲·安南说,“私营部门尽管生机蓬勃充满活力,但本身不能建立有人情味的全球市场,也不能有助于千百万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秘书长以联合国在协助各国达成协议处理广泛一系列全球问题方面所获成就为基础,争取各方支持联合国加强它在制订标准和准则实现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社会首脑会议已协助突显全球议程上的社会问题。现在,特别会议除了评估迄今的进展之外,还提供机会来制订新战略以落实首脑会议的目标。

国际应付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证明需要采取新的社会战略,在这个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被迫考虑这个情势的社会方面问题。

许多人认为,新的国际挑战,例如消灭贫穷、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保护环境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都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制度,也需要新的机构来管理这种合作。

一些人认为必须改变目前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想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研究厅主任英格·考尔认为,社会发展领域可向经济领域借鉴之处甚多。她主张各国不应只作小幅增加的改变,例如多一点教育和多一点保健方案,必须“矫正社会基础”,同必须矫正经济基础一样。

她说,这种基础包括国家承认人人有权从事发展,对社会作出贡献,享受健康的生活,取得受教育的机会和从事生产性的职业。她还说,政府必须对所有重大决策实施社会发展的测验,以确定决策对社会的影响,考尔女士说,各国还必须学会估算因忽略社会发展而造成的损失。举例来说,如不投资于女子教育,其后果远超过实际投资于女子教育的费用。

特别会议虽然是个政府间会议,但将继续提供机会,使政府能与非政府组织及企业界、议会、宗教团体和民间社会其他重要角色的代表进行对话。在特别会议举行期间,瑞士政府在日内瓦主办2000年论坛,作为一个讲台,重新努力促进民间社会内部的社会发展行动。

大会促请各国派遣“尽可能高级”的代表出席会议,以确保各国能够承担更具体的义务。在特别会议之前的整个筹备过程中将讨论进一步的行动。

各国已开始商讨将作为特别会议成果的文件。首次筹备会议于1999年5月举行,非正式会谈于9月进行。结果提出一份暂定案文,概略说明意见一致和意见分歧的领域。社会发展委员会2000年2月8日至17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和4月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都恢复谈判。

各国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没有真正的分歧。它们同意不试图重新谈判首脑会议成果的各方面。相反地,国家间真正分歧的问题是：首脑会议的成果为什么没有象预计那么顺利执行。

发展中国家往往强调必须国际合作,而且需要资源,来执行首脑会议的《行动纲领》。曾在1999年期间代表77国集团谈判社会发展问题的圭亚那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长索尼娅·埃利奥特认为,发展中国家都觉得,在处理新的问题之前,应先努力执行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尚未执行的事项。

她说,“我们首先要努力落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我们需要资源、捐助国的政治承诺、进入市场的机会、资金的流动,并考虑到非洲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资源,我们如何取得任何成果？”

工业化国家虽然不否认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但在促进会议发展议程方面,特别重视善政、人权和两性平等等问题。欧洲联盟根据联合王国的提议,提出一种构想,认为社会首脑会议的审查工作能有助于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拟订一套社会原则。

大会主席西奥本·古里拉布总结大会讨论执行社会首脑会议成果的情况,声称各国关注的主要事项包括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和减债倡议、善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消灭贫穷、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基本社会服务和民间社会在决策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作用,以及发展与人身保障。

在继续商讨全球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全球化时代的贸易规则之际,古里拉布主席说,特别会议注意社会领域问题,“应在审议重新设计全球金融结构方面作为第三支柱”。

社会首脑会议的审查会议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论坛,来讨论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西雅图会谈时造成严重分歧的社会问题,例如劳工权利问题。其他可以审议的问题是多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可能增加社会发展资源的新方法和消灭贫穷的全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