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国务卿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阐明了人类安全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以及二者的联系：“争取和平的战斗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战线是安全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的胜利意味着可免于恐惧。第二条是经济和社会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的胜利意味着可免于短缺。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才能保证世界具有持久的和平。”正是这种考虑使得美国在建立联合国时起到了中心作用。

　　在这之后60年，也是冷战结束之后的10多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平纪元开始的标志，对安全的关注重又在国际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题为《大自由》的报告里论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和暴力冲突的相互作用不仅严重威胁直接的受害者，而且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时代。

　　对很多富裕国家的人来说，全球不安全的概念是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所产生的威胁相联系的。威胁是实在地存在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缺乏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最为突出的。贫穷和暴力冲突的相互作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大规模地摧残着生命——阻碍朝着千年发展目标前进的进程。如果不能结束这样的相互作用而建立人类安全，将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暴力冲突的威胁不会限制在一些国家的疆界之内，不论这些疆界是否可能受到重兵的防护。贫穷国家的发展处于在争取全球和平和集体安全的战斗的前沿阵地。目前战斗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是军事战略发展过度而人类安全战略发展不足。

　　冲突的性质已有改变。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它的特点首先体现为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后来又体现为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暴力对峙的冷战恐惧（表5）。现在这些恐惧已让位于对地区战争和局部战争的恐惧。这些战争主要是在一些贫困国家中，在弱小或衰败的国家内进行的，使用的是可供选择的小型武器。今天的战争受害者多数为平民。尽管就全世界来讲今天的冲突比1990年有所减少，可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中的冲突所占的比重却上升了。

　　对暴力冲突使人类发展为之付出的代价，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在民主刚果共和国，直接或间接由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苏丹的达尔福尔地区，已经有近200万人因为冲突而迁徙。这些和其他一些冲突的当前受害者经常在国际媒体上得到曝光。但是暴力冲突给人类发展造成的长期影响却是较为隐蔽的。

　　冲突使营养和公共卫生变糟、破坏教育系统、毁坏人民的生计并且延迟经济的增长。在32个经人类发展指数评估后归入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里，22个国家自1990年以来都在某个时期经历过冲突。按我们为2005年做的测算，在偏离千年发展目标轨道的国家中，很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冲突。52个在实施减少儿童死亡率的努力中正在出现逆转或停滞的国家里，30个自1990年以来都曾经历过战争。这些冲突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足以证明冲突的预防、冲突的解决和冲突后的重建是建立人类安全和加速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的三个最基本要求。

　　人类不安全和暴力冲突所提出的挑战一部分可归咎于那些软弱、不健康和濒临崩溃的国家。无法保护其人民使之免于安全风险，无法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无法建立被公认是合法的政治机构，这些复合在一起成为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的突出特征。在有些情形下，地区间或集群间深刻的横向不均衡是冲突的催化剂。外部因素也起着作用。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家的“失败”，是由国外的大国因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干涉而促成的。进口武器和由狭小的利益团体攫取出售自然资源所得的资金，帮助维持并加剧冲突。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中实施政治领导，这是转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富裕国家也需要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

　　对援助采取新的态度，这是一个起始点。衰败和脆弱的国家，相对于他们有效地运用资金的能力来说，不光是得到的援助不够，而且也受到援助流入的高度不可预测性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援助的流入比机构和政策环境证明应该可以得到的要少40%。援助的性质和连续性是另一个问题。援助国往往承诺在冲突后立即提供大批的人道主义援助，却不能继续在随后的几年里支持经济的复苏。

　　矿产和其它的自然资源的出口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小型武器也一样。但是矿产和其它自然资源以及小型武器的市场可以提供维持暴力冲突的经费。从柬埔寨到阿富汗再到西非国家，宝石和木材的出口资助了冲突并削弱了国家的能力（表6）。正如金伯利的钻石证书程序所表明的，出口证书方案可以杜绝出口的机会。小型武器每年夺去50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可是国际上为控制小型武器的交易所做的努力成效不大。强制的力度仍然软弱，对条款的服从是自愿的，还有法律上的很大漏洞，这些都使得这样的交易得以逃避控制。

　　支持地区能力的发展是富裕国家可以解决暴力冲突对人类发展构成的威胁一种最有效的方法。达尔福尔的危机本来是可以由一支兵力充足而且装备精良的非洲维和部队加以缓解，甚至加以制止的——尤其是如果这支部队被充分授权保护平民的话。可是在危机的高峰时期，仅仅有不到300人的卢旺达和尼日利亚部队，在像法国一般大的土地上，监控对150万达尔福尔人所发生的事情。从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到进行干预方面加强地区能力，仍然是人类安全的迫切要求。

　　如果说预防是解决暴力冲突构成的威胁的花费最有效的一条路子的话，那么抓住时机进行重建则是紧随其后的第二条路子。和平解决往往是发生新冲突的前奏：所有结束暴力冲突的国家中有一半在五年之内又起硝烟。为打破这种循环，必须要求在政治和金融上做出提供安全的保证，监督重建，并创造条件去发展竞争性的市场和长期的私营部门的投资。这样的保证还不是经常能看到的。

　　千年发展目标为朝着“免于短缺的自由”前进提出了一个聚焦点，但是这个世界仍然缺乏一个扩大“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前后连贯的议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大自由”的报告中论述的，目前迫切需求发展一个集体安全框架，该框架除了要对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作出军事反应以外，还有进而承认贫穷、社会崩溃和平民间冲突构成了对全球安全的威胁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以下几点缓解这种威胁的要求：

• 新的援助协定。中断对易于发生冲突和冲突后的国家的援助是无理的。这对相关国家的人的安全是不利的——对全球的安全也是不利的。作为实现援助占到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的这一更广泛要求的一部分，援助国应该保证做出更大的提供援助的努力，通过承担长期的资助义务以提高援助的可预见性。援助国在有关发放援助的条件上以及在减少对易发生冲突国家的投资的理由方面应有更大的透明度。



• 在资源管理上要有更大的透明度。从事矿产出口的跨国公司，作为帮助资助冲突的并在某些情况下削弱负责任的政府的自然资源市场的参与方，应该提高透明度。由英国赞助的非洲委员会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允许对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正如按照美国已经在做的那样——这应该作为当务之急来做。



• 裁减小型武器的流通。即将于2006年举行的“小型武器评估大会”将提供一个机会达成一项全面的武器贸易协议，以规范市场并削减对暴力冲突地区的供应。



• 构建地区能力。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当务之急是通过资金、技术和后勤支持来着手发展一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非洲联盟常设维和部队。



• 加强国际上的连贯一致性。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呼吁创建一个“国际建立和平委员会”，以便为各国一致应对集体安全问题提供一个战略框架。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应建立一项全球基金，以便在一个长期的和可预见的基础上为冲突后援助和转向长期的恢复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