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可持续发展社会?

  十分明显,科学研究和技术鉴定向我们提供着始终不断更新的知识资源,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知识资源,人们就不能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计划就其总体而言是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势在必行的计划:可持续发展方案假设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就共同持续增长议程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协议既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由此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见框注8.5)。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目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受到各种灾难的威胁,由此可见,急需就此达到一项国际共识,而且特别紧迫。

框注8.5 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阶段

1968年 - 教科文组织组织召开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将由教科文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

1972年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会后将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0年 - 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保护自然联盟的一份文件中,该文件题为“世界保护战略”。

1987年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报告:“可持续发展既满足现代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1992年 -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地球首脑会议”,里约热内卢,巴西):“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满足穷人的需要,应将此需要列为第一优先任务,二是注意限制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保持满足过去和未来需要的能力”(21世纪议程第15项原则)。

2002年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里约集团+10):“签署国承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三大支柱”;另见《行动计划》第2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同步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思考,即要顾及对当地的影响又要顾及对全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取决于科学家、专家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共同工作,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明确的问题和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而不要由于惰性而裹足不前,惰性经常影响到相关的一些组织和机构。知识社会的设想以及网络在的数据和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禁止人们以为只有一个答案或观点,特别是当专家们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都感到茫然时更是如此。肯定无疑的是,任何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就其根源而言都是极为复杂的,很难取得一致的认可,即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的存在理由在于人们意识到发展不是一个线性、单一形式的进程,相反,每一个问题都应着眼于一种合理的多元化前景去考虑,首先是相关民族以及个人的多元性,不管是今天的人还是未来的人。

  知识社会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完全可以满足集体行动提出的这些新要求,集体行动应着眼多元化的前景,并本着必须融合多种多样观点的国际伙伴关系精神,及时并长久地动员所有的施政资源和科学资源(见框注8.6)。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卫生方面由此展望,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科学研究以及北方和南方共享科研成果是多么有助于通过地球和海洋观察系统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生物圈面临的威胁,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能源需求增长、水资源利用、清除垃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见框注8.7)。在发展方面,农业是科研革新应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应重视因地制宜,满足相关行动者的愿望。在此特别应学习绿色革命的经验。绿色革命通过生产和推广选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科学怎样促进发展方面树立了好榜样。五十年间,基础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提高极大,但在非洲却明显逊色得多。这场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选育新的植物品种所需的农业知识。绿色革命依靠多种形式的科学合作,不仅动员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中心、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而且还动员了私营企业、银行和农民,而农民对推广良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框注8.6 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联合国大会指定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来促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年-2014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不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因此,教育和科学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因为教育和科学提供了一种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手段,如农村和城市发展、卫生医疗、参与社区生活、艾滋病毒/艾滋病、环境,以及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诸如人文价值观、生物伦理和人权。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专门致力于在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置于平等地位。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对工业化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生死攸关和紧迫的问题。某些生活方式其特点是过度消费和挥霍,所产生的影响更加使人有理由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但在这方面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模式。每个国家应确定自己的重点和干预方式。因此,在此方面的目标、重点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地确定,以符合每个地方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并考虑到文化背景。

框注8.7 保护和了解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的多样性或曰生物多样性,特指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以及生命呈现的自然特征。地球和水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导致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和天然景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因此受到威胁,因为生物多样性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纤维、药品的潜在来源,以及工业原料和建筑原料的潜在来源。生物多样性是科研、教育和人类生息繁衍不可替代的财富。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通过了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协议,其中之一便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根据该公约,大多数国家承诺在确保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公约》确定了以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因素,以及公平和平衡地分享开发生物圈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重要的是应提醒注意,早在1968年,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便呼吁设立一些代表主要生态系统的陆地保护区和沿海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内保护遗传资源,展开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早在1970年,教科文组织便提出了政府间“人与生物圈”计划,真正地预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便建议一个保护区“世界协调网”。生物圈保护区可以作为特定生物栖息地来保护地球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的多样性样品,在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分享知识和手段。

  绿色革命也是教育的一个来源,因为绿色革命要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要让农民接受新的良种。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选用良种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信息系统有覆盖不到的空白点,以及新的战略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和做法。最后这一点是核心问题,因为一个良种的生产效率最后应得到活体验证,而不是试管验证,换句话说,应是在庄稼地里得到验证,而不是在实验室的密封试瓶中得到验证。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农民的抵触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愚昧无知”和缺乏上下沟通。 但如果对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强制性和傲慢的做法,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忽视了最直接相关行为人的声音,这在特别是像农业这样一个领域是禁忌,因为在农业领域,当地的条件经常是对良种的收成影响重大。

  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教育有利于知识社会飞跃发展:倾听农民的声音,才有可能更加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关切。扩大农民的参与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必须参加与他们相关的决策,还因为倾听农民的声音对科学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非并罕见的情况是,农民了解科研人员和育种工作者所不了解的品种、效果和技术,这就驳斥了认为农民愚昧无知的顽固偏见。如果说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政府机构和科研中心之间的国际合作,那么绿色革命的第二阶段无疑是要更好地吸收当地的实践者和民间社会参加推广普及良种,而且还要吸收他们参加培育良种。因此应建立一些网络来保证科研工作者和农民使用者之间的协作。

  必须与农民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这尤其是因为改良种子方面将要取得的进展是有风险的,可能要经过生物技术的飞跃和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而在现阶段丝毫不能证明这一切在生态方面是否能得到妥善控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是否能为人接受。在转基因生物方面,国家有责任实行相关标准,进行相关测试,科学地、完全独立地评估对生态造成污染的风险。

  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有责任在上端展开工作。一方面,尽可能地继续支持非赢利机构,这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在目前生物技术的背景之下也是如此,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是私营部门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是集约农业,在效率和投资回报方面极少能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市场需求最常见的是有利于粗放农业。正如转基因生物问题今天被提出来那样,该问题与经营方式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围绕着限制使用某些基因技术展开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便是证明,一些国家已限制基因技术的使用,其目的是阻止对未经许可的种子进行再利用和用来播种:与农民习惯的做法相反,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农民直接依赖于农业粮食加工业,并阻止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本地试验和发明。且不论农业-工业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是何性质(不管是否属转基因生物),赢利性目标会产生同质化的作为,不能维护生物多样性,也不能适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条件,其中许多种子今后将像那些被科研遗忘或不再研究的疾病一样,成为孤儿植物的种子。

  但是,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意识到,将农业科研任务交给国家部门以解决被科研放弃或忽视的孤儿植物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贫穷的赤道地区。在孤儿植物方面,国家科研脱离农民使用者并且不承担实际报告义务,私营部门纯粹为市场运作进行科研,这两者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问题的。此外,与农艺科研的公共或私人来源相比,在这方面与农民的联系更是有差别。重要的是为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北方国家的小农业生产者应与南方国家的农民协会形成网络。相关行为人千差万别,极为不同,有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私人研究机构,还有私营农业食品部门、民间社会、农民用户和公民消费者,所有这些行为人之间如何协调一致,这大概是知识社会在农业领域要应对的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

  必须使极为不同的各种行为人产生互动,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在前几章就建立持久的研究革新网络所研究的现象。实际上,如果人们想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和技术就应得到内在和自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战略如果仅仅只满足于引进知识和技术而不产生“更多的认知价值”,这种战略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因为这种战略没有打造一种自身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生产能力。科学鸿沟实际上主要是生产知识的能力不平衡。如果没有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地区的革新体制,一个国家便不能实施真正自主的发展战略。因此在科研和革新活动中进行政治投资和财政投资势在必行,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支持这种努力,因为发展所依赖的是地方积极性和国际伙伴关系相结合。

  增加信息存储能力和提高信息的迅速传递能力只能是通过其所鼓励的创新和研究促进发展。还应遵守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缩小数字鸿沟,建设基础设施和获取必要的物质工具。但提供设备和获取物质能力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替代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以及使技术适应当地的背景。电子网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得到所有基本科学知识和成果管理数据库里的数据,对于发现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担负着一种使命,即在各个发展促进者之间充当中介,这些发展促进者有国家的,也有国际的;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有科学家,也有企业家。换句话说,国际社会负有建设网络的使命。在知识社会中,这一使命只能使人获益多多。

  通过革新实现发展这一目标还须得到财政鼓励。实际上,可以向一些意志主义的科学政策提供援助或以此为援助条件。在发展国家中,这样的策略可以促使决策者更好地将教育、科研和革新纳入自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应消除一种观念,即发展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减少贫困,认为发展科研只能是一种奢侈。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要求在科研和革新领域长期投资,就犹如在教育领域长期投资一样。如果说国家的责任是把持科学投资的方向,国际社会的责任则是应使科学投资得到稳定和持久的财政援助。将国际援助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用于科学和技术,这样做人们便可使南方国家的决策者更加关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方式。

  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实现雄心勃勃的科学、智力和政治计划成为可能,而实现这一计划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观(见框注8.8)。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也提醒非物质社会和一些大规模网络注意自己所处的全球环境前景是资源有限。“无所不能”的欲望始终是科学技术冒险可能碰上的一个暗礁,与这种“无所不能”的欲望相反,可持续发展观迫使我们面对资源有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许多指数将会使我们认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一点也得不到保证。

框注8.8 迈向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有可能厚颜无耻地成为一个纯粹的时髦口号。但最好还是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看作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起和谐作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精神价值观受到腐蚀,那些基于进步和启蒙形成的古老的乐观主义思想已经显得再也不值得我们赞同,但一个新观念有可能使我们拥有一个我们的所有同类都可以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

  当然,应该更加明确地陈述应跨越的具体阶段。但我们仅仅只是强调指出可以做出结论的两点。第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就地立即行动起来促进这样一个美景。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只有在全世界实现才有意义,因为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所呼唤的不仅仅是在每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里实现团结和正义。为了迈上这条大道,从链条的两端开始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这两端一端是世界,一端是个人,尽管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也许会有许多困难。”(Michel Batisse,《预见》第5卷第5号“前线:可持续的共享发展的挑战”,2000年10月)

  但我们或许在此指出了一个最后的会合点,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建设知识社会的雄心与作为民主原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为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取决于科学知识(气候变暖或生态数据),但这是大家的事,就像知识一样。可持续发展使我们面对这一个前景,即科学讲演和政治讲演不应相互驳斥,而是两者应该共同促进提出社会计划。知识社会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长期的民主动力,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民主动力,只能是产生一种危险,即可持续发展的野心变成一种有点模糊的、两相情愿的空想理论,庆祝这种空想理论只能等到举行大型国际会议,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行动者那里却根本没有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