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能事先确认风险怎能预防风险呢？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这一挑战。当然乍一看，知识社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武装得更好，为的是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新技术革命的结果，人们拥有丰富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不可否认地为学者们提供了一张王牌，使学者们拥有的资源特别丰富。但这种丰富的信息其特点是太多了，太扩散了，反倒给确认风险的工作制造了障碍。不论是阐述过去的经验，还是发现变化的迹象，或者是做出适当的抉择，信息越多，越难以确认哪条信息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分析人员的工作本身就是生产新的信息，但应从获得的信息流中区别出哪些信息是恰当的，哪些信息是不恰当的。这种通过知识管理信息的工作说明了新兴知识社会中的自反性。

　　利用这种自反性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来动员信息和利用信息，信息毫无意义。在此应强调指出的是，通过一些观察机构和代理机构的有效运作来确认风险至关重要，当然这些机构的技术能力和科学能力应得到决策机构、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以及整个公民社会的一致公认。2004年12月发生了海啸灾难，摧毁了印度洋沿岸地区，这场灾难揭示了一些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查明风险方面的无能。海啸受灾地区的一些科学家迅速得到了消息，知道这场灾难是场大浩劫，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却未能及时将信息上报至相应的决策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查明风险方面的无能部分是因为主管人士在分析风险方面相对隔绝，不论对技术、工业、卫生或食品方面的风险均是如此。查明风险因此是科学决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相应的、自主的或直属专门政府部委的机构来保证关键性的信息能够上报至最高决策层，并能及时通知民众，尤其是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建立一些观察站，用来监视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风险，这种办法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可以借鉴的。

　　2003年一场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东亚和北美，对这场疫情及时做出的反应说明这种机构给我们带来了好处：采集数据，特别是从中国、泰国和加拿大采集数据，然后进行印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小组之间进行协作（按照我们上文所述的“协作机构”模式），在创纪录的时间内通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制止了瘟疫的蔓延，分离出来了传染病原体（冠状病毒），以便研究是否有可能生产疫苗。

　　此外，正如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间交流所证明的那样，建立观察网可以印证或对证相关数据，以此提高数据的质量。最后一点，在制定政策中还应包括有效的后续措施，不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地区或国际一级均应如此。这些后续措施，不论是通过观察站采取的还是全凭经验采取的，只有灵活执行才能获得收益。因为正如决策数学之父John von Neumann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惟一真正的安全是相对的：真正的安全在于日复一日地理智地执行判断”。明确地说，管理风险的复杂性在于短期的绝对必要与长期的要求如何衔接。实际上，没有警觉，没有预测，没有预防和准备，就不可能有防范风险战略。2004年12月26日的海啸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