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促发展”议程的实施

  “以农业促发展”议程的实施,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克服对农业的政策歧视、农业投资不足、投资失误的政治经济问题。另一个挑战是加强农业政策的执行力,尤其在治理能力得分很低的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见图12)。


图12: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得分很低

图12: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得分很低

  对于上述政治经济问题和治理挑战重视不足,是以农业为题的《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诸多关键建议——尤其是贸易自由化、在非洲增加基础设施和研发投资、改进农村人口的健康和教育服务—未能真正实施的主要原因。

“以农业促发展”未来更有希望

  今天的前景比1982年更明朗。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农业歧视,农业可能受益于居重要地位的一般性治理改革,比如分权化和公共部门管理改革。与此同时,“以农业促发展”的专项改革,尚待广泛实施。

  证据表明,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变得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利。农村公民社会组织和农业价值链中的私营部门,都比1982年更为强大。民主和政策制定参与性的提高,加大了小农和农村穷人的政治发言权。私营的农业综合企业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尤其在转型中国家和已经城市化国家。在政治事务中有发言权的新的强有力的角色开始进入农业价值链,他们对有活力的、繁荣的农业部门颇感兴趣。然而,这些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自动保证更成功的“以农业促发展”。小农必须让自己的声音在政治事务中被听到,政策制定者和捐助方必须抓住新的机会。

  政府的新作用。由于市场失灵非常普遍,尤其在传统农业国,客观上需要公共政策来保证理想的社会后果。政府在提供核心公共物品、改善私营部门的投资环境、通过引入激励机制和界定产权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和强化政府在跨部门协调及与私营部门、民间社团的伙伴合作中的作用,对于实施“以农业促发展”议程非常紧迫。在大多数国家,农业部门需要更深远的改革,以重新定义角色、发展新的能力。新的模式即将产生。乌干达政府创造性地将农业咨询服务外包,而生产者组织在缔约方面拥有发言权。

  加强公民社会和民主。“第三部门”——社区、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NGO),能更好地代表农村贫困群体,进而改善治理。生产者组织有助于小农表达政治诉求,通过参与农业政策制定、监督预算、政策执行等,使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履行职责。在塞内加尔,“国家农村合作社协调委员会”是生产者组织的保护机构,在制定和贯彻国家农业战略和政策中积极活跃。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农村组织的社会资本投资,对于改善治理的需求侧战略非常重要。

  集中与分权服务的交织。政府与农村居民更紧密接触的分权化,对处理农业的地方性和异质性问题,尤其是农业推广,还有很大潜力。但并非所有的农业服务都要分权化,如科学研究和动物疫病监测等服务,有重要的规模经济,不宜分权化。分权化机构要着重预防农村普遍存在的地方精英俘获和社会排斥。在印度,地方议会中保留妇女的席位,有助于那些具有性别特征的公共投资更佳瞄准。在其他地方,通过草根监督系统、政府审计并将结果公之于媒体、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实时跟踪和信息分享等,腐败确实减少了。

  社区主导型发展(CDD)能够充分开发农村社区的潜力,如地方性的知识、创造性和社会资本。分权化和社区主导型发展对于“以农业促发展”议程的贡献,通常具有先后关系:首先致力于基础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当最基础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开始从事有收入的活动。社区综合发展有助于管理经济项目,它比社区主导型发展的范围更广泛。

  提高捐助方的效果。在传统农业国,捐助方拥有非凡的影响力。在2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捐助方的捐助占农业开发支出的28%以上,在一些国家超过了80%。国家引导的农业战略和更广泛的扶贫战略,为捐助方与农业部门、捐助方之间的资金整合使用提供了框架,以政府的公共支出和采购系统作为项目实施的机制。在区域层级,综合性的“非洲农业发展项目”为协调捐助方投资提供了优先序。这些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努力,为捐助方支持农业提供了制度框架,但是实施进展非常缓慢。

  改革全球性机构。如果没有更多更好的国际支持的话,“以农业促发展”议程就无法实现。21世纪的全球性任务——终结饥饿与贫困、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管理全球健康——都离不开农业。全球农业议程具有多个视角:为国际贸易建立公平的规则,在产品标准和知识产权方面达成一致,为穷人提供新技术,避免畜禽疫病等的负外部性,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

  由于其狭窄的部门关注点,为促进农业而在20世纪创建的国际机构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不太适应今天相互关联的、跨部门的“以农业促发展”议程的贯彻。需要进行机构改革和创新,促进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全球舞台上的新角色的合作——包括民间社团、企业部门和慈善机构。

  贯彻该全球议程,要求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各专门机构,比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能够通过改进效率和跨机构合作,提供长期资助和长期承诺。针对专门问题的跨部门网络能针对紧急事件迅速采取行动,比如控制禽流感、抓住新兴机会(比如通过营养增强型作物实现生物防御)。在其他情况下,全球优先问题,比如适应气候变化,与逐渐增多的捐赠融合起来,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实.国际.程不仅.乎自身利益(全球行动能增进自身利益),还关乎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之间、当代与下一代之间的平等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