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小农耕作的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
提高小农的生产效率、盈利性和可持续性，是“以农业促发展”议程中的主要脱贫道路。它需要哪些支持条件？一套全方位的政策措施对于实现下述目标可能是有用的：
- 改进价格激励，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
- 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好地运行
- 提高信贷可得性，降低未经保险的风险敞口
- 提高生产者组织的绩效
- 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创新
- 提高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使其成为环境功能的提供者（第8章）其中，许多政策将视其对象不同（商业化小农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执行不同的措施。
改进价格激励，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
发展中国家最近的改革已经提高了对农业生产者的价格激励，减少了（但还没有消除）对农业的历史性政策偏见。1980-1984年至2000-2004年期间，传统农业国的农业净税率平均从28%降至10%，转型中国家平均从15%降至4%，已经城市化国家从边际负保护率转为9%的正保护率。然而，净税负整体低水平的背后，既有对进口商品的保护，也有对出口商品的征税（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而且进口保护的水平和出口征税的税率可能都很高（见图5）。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贸易政策来进一步提高效率是大有余地的。由于通常最大多数穷人（包括小农）都是食品净购买者，所以主要粮食作物进口自由化也可能减少贫困；但是贫困群体中的许多食品净销售者（有些情况下他们是穷人中的最多数）将成为输家。所以贸易自由化安排须适合国情，以顺利过渡到新的市场环境。
图5：发展中国家正在减少对出口农产品的征税
资料来源：Anderson，待出版。
注：名义补贴率是一个通过衡量国内生产价格与口岸价格的相对高低关系从而考察国内生产资料补贴情况的指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全面降低生产者补贴方面取得的进展相对微小。1986-1988年生产者补贴占农场全部收入的37%，2003-2005年降为30%。补贴的方式，已经从与生产者价格直接挂钩转向其他扭曲较少的做法，比如把现金转移支付与实际生产分开，尤其是欧盟。但这种转移支付对于生产的作用并不总是中性的——它降低了风险厌恶（财富效应），平缓了农业收入波动（保险效应），让银行在原本不会放贷的情况下对农民放贷。
据估算，彻底实行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大。工业国通过废除现有的保护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福利，估计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每年农业补助金额的5倍。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如果贸易完全实现自由化，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据估计平均将上涨5.5%，而棉花价格将上涨21%，油料作物价格将上涨15%。这会引起外汇极度短缺的粮食进口国家（诸如布隆迪、卢旺达和尼日尔等）的格外关注。出口棉花或者油料作物的贫困国家一定会获利，比如乍得、苏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贝宁等。巴西、泰国和越南预计会是大赢家。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必须尽快结束，尤其要尽快消除扭曲（比如美国的棉花补贴）——它损害了最贫困国家的利益。需要引入配套的政策和项目（包括“以援助换贸易”）以补偿输家（转移支付），促进小农迅速而平等地利用新的比较优势（对公共物品与制度改革进行投资）。
政治经济将决定贸易、价格和公共支出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速度和程度。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可以帮助启动改革、地方媒体可以揭露纳税人支付的成本和受益的不平等状况。在一些情况下，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并对输家施以补偿可以很有效——比如日本的大米政策改革、欧盟的糖业改革和墨西哥1990年代针对主要粮食作物的改革。将国内农业改革与更广泛的经济全方位改革联系起来，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些改革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常常不彻底。其他补贴改革，比如印度农民的免费用电改革仍然陷于讨价还价的僵局，导致了高昂的效率损失和环境成本。
改进价格激励所产生的新机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取决于市场基础设施、制度和支持性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但是，公共支出通常质量很低，需要改进。在一些国家，应急性补贴竟然占到了农业公共开支预算的一半。为了更好地利用农业方面的公共开支而发动政治支持的第一步，是加强预算资金分配对公众的披露程度和透明度，并加强成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