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崩溃了：内战和冲突后恢复
有些国家里经济日益没有保障，已成为社会分裂深化和政治愈益不稳定的复合进程的一部分。它们脆弱的社会容易受到多重威胁，从自然灾害到粮食短缺到金融冲击、不平等加剧，选举处理不当，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使他们陷入大规模、甚至达到绝灭种族程度的暴力之中。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有失控的危险，不仅是失去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的能力，而且是对治安部队的传统垄断，最终则是失去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能力。
过去三十年中，这种可能性改变了当代战争的面貌。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让位给内战，主要在国界之内打。这些更可能加深和累积分裂，破坏社会融合，威胁国家规范和机构，在公民中造成深刻的恐惧和互不信任感。
较长期的更具破坏性的冲突
虽然冲突都各有特点，大而言之，则是冲突日益延长和破坏性日益增大，集中发生在人均年收入低于3 000美元的国家中；现在冲突平均延续7至9年，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2至3年（见图0.3）。与此同时（格局同自然灾害很相像）， 与战斗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对于流离失所的人和打断经济生计的影响加大。对环境产生了严重损害，健康危机和饥饿成为地方性流行病。
图0.3：全世界的冲突延续时间更长
冲突的许多成本是由家庭和社区一级直接承担的，同时又摧毁和偷盗生产性资产，使得战斗一旦停止，恢复经济和社会状况愈加艰难。同时，收入下降，经济活动非正式化，投资水平急剧下降，财政收入减少以及支出组成转向军事活动，使得国家（或残留的国家）更难以抵消冲突不断上升的成本。
随着这些成本上升，没有保障、资本外逃和“社会资本”受侵蚀可以破坏国家机构，造成冲突陷阱。战斗停止后留下的社会极其脆弱，没有必要的体制基础设施去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保证迅速持久恢复。再度发生暴力行动的危险总是近在眼前就不足为奇了：有过二至四次冲突历史的国家比没有冲突历史的国家更容易再经历战争。这种可能性为这些国家的政策挑战增添了一个独特的层面。
经济保障和冲突后重建
填补体制性缺口
这种社会不可能逐步有序地达到满足保障、和解与发展的目标，可是又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启动恢复进程。冲突后国家体制有巨大缺口又使得任务更加艰巨。填补缺口需要战略和统筹办法，以此逐渐修复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制定政治和经济机制组合，帮助创立统一的国家特征，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来管理地区之间的转移和资源，并且着手概述社会和经济优先事项和创造实现这一切所需的政策空间。
国家一开始不仅需要建立机构和规则，使得市场得以运作，而且挑选的改革和采取政策不得增加无保障和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因此，建立持久和平需要积极的经济政策，包括非传统的宏观经济措施。这方面，在考虑冲突后国家内建立国家和恢复经济之间的联系时，必须牢记的一个关键思想是适应性效率，即有能力设立机构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框架，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在任何形势下提供最大限度的政策选择回旋余地。
官方发展援助另辟蹊径
建立国家能力动员国内收入和提供所需的可持续资金填补体制缺口，是着手恢复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无可避免地要依靠外来支助，管理国际援助流动既是对国家当局也是对捐助界的第一个经济政策考验。可是常常在政府刚刚重建机构，处于较好地位来吸收援助和有效使用时，对冲突后国家的援助就过早地缩减了。国际社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和和平建设委员会范围内，正在采取步骤，保证在足够的时期内有充足的援助流量。
传统上，捐助方宁愿为具体项目融资，但是特别考虑到国家面临合法性缺陷，资源应当尽可能通过国家预算输送，应当尽力避免设立互相竞争的权力点。这方面发现旨在批准支出决定的双重签字制度，可有效处理贪腐和问责问题。挑战的另一方面是重建信贷和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开辟新颖融资来源。
更加公平的公共支出
虽然优先事项须由地方当局设定，捐助方和国家政府都需特别密切注意公共支出决定和导致冲突的不满之间的联系。两组分配问题尤其相关：(a) 如何把对公平的关切并入支出决定之中。(b) 怎样在整个政治场景分配支出，从而维持实施协议的热情和巩固和平。征收奢侈品消费税值得政府方面更加重视。评估冲突影响以及和平的条件性，是为了使支助流量同具体建设和平的步骤相一致，可以成为捐助方处理这两套问题的有益手段。
由于可持续的和平是外来援助能够帮助实现的最重要目的，因此，捐助方非但不能将本国的体制模式和政策优先事项强加于接受国，而且要努力动员当地知识和能力，处理受影响人民的需要和恢复当地机构的合法性，这对于修复社会契约至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