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经济无保障
贸易冲击
很少有人不赞成增加国际贸易可以是取得更多国家财富的手段。可是，对于一些需要调整以适应更加开放经济的国家而言，这也可以是无保障的一个来源。先进国家的决策人早已认识到增加贸易的两面性，早就对应该怎么做，尤其是如何补偿受损者，进行了辩论。
最近辩论重点围绕将制造业和服务活动“外移”到成本较低的地点，仅将核心能力留在国内展开。这一进程开始于1970年代初期，但是近几年中加快了速度，利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大量新劳动力资源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同同时大量增加。
证据并没有表明这一波全球化提高了工业化国家内个人的脆弱性，加剧了技能高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压抑了就业增长和降低了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总份额。这些趋势发生在最近出现的外移之前，指向其他更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无保障来源。同样重要的事实还有脆弱性加剧并不直接转为更加没有经济保障，这要看是否具备有效的体制支持和国家政策来减少和吸收突然失去就业的风险和提供其他收入来源。
可是管理贸易压力并不仅是先进国家决策人的问题。事实上，多国公司将就业外移的另一面往往是新兴市场的附加值低和组装工作不稳定。许多这种国家近几年交易大量增加，可是由于资本更大的流动性，劳动密集活动竞争加剧和市场的灵活性，贸易增加收益反而减少。事实常常是这种生产是在飞地上进行的，同周边的经济联系极浅，如果公司决定减产或者转移活动，可使它们暴露在预想不到的冲击之前。
贸易冲击对于依赖比较传统出口部门的国家的挑战更大。东亚同其他地区的对比十分显著。东亚初级产品、资源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出口从1980年占总额的76％下降到2005年的35％。仅中国就从1985年占93％降为2005年的44％。其他地区在改造出口生产结构方面没有这么成功。南美洲和中美洲还是依赖初级产品和简单制造业（从1983年占出口约90％下降到2005年的78％）。非洲出口更加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2005年占83％）。
对于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而言，1980-2005年期间贸易条件冲击的总影响是负面的，1990年代后半期之中简短扭转，当时有些国家因为有利的动向而受益，2003年以来又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贸易仍然是经济多样化弱的国家不稳定的主要起因。此外，这些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吸引了顺周期资本流动，大大扩展了贸易冲击。这可能造成的脆弱性明显表现在19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资源净转移突然转向。
决策人早就寻找途径来管理国际贸易，以便使利益最大化和限制成本。成功的事例从来不是单纯依靠贸易自由化。先进国家外移和发展中世界的贸易冲击指向一个令人忧虑的基本宏观经济条件的转变，这使得成功更加困难，虽然新近的贸易条件收益掩盖了这些问题。
释放全球金融
最近几年，所有国家中市场经济的运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基本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权重和影响、金融行为体和金融机构在近几年中急遽增多。同时发生的则是金融资产的大量积聚，各种体制创新支撑了家庭、公司和公共部门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从1980年代初以来，有些国家的国内金融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了4至5倍。这一“金融化”的进程反过来又帮助宏观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将重点单一地放在抑止通胀威胁上。
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商业周期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需求驱动，其支撑力量是工资大幅提高，促成高消费支出水平。这一进程并不很稳定。起伏幅度往往很大，工资、利润和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常常超过生产力的增长，导致通胀压力，经常账户赤字和债务上升。这些走势向决策人发出信号，需要采取行动，结局常常是周期性衰退。
这种格局随着债务、杠杆、抵押品价值和预期的资产价格成为驱动周期的支配力量而变化。金融体制，包括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增长的趋势是采取强劲的顺周期态势，反应出驱动资产价格的主要不是收入增加或损失的前景改善，而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这一发展主要来自放贷人和投资人的顺周期风险态度，在繁荣时期估计过高，在衰退时期估计过低，金融创新保障可安全面对衰退风险，鼓励了这种态度。
金融繁荣往往引起畸形投资，其实往往只不过是在如物业市场等易受投机影响的部门，通过杠杆收购、股票回购和并购，重新安排现有资产而已。与早先的周期不同，这种繁荣很少交付提高工资和就业的益处。然而，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增加，意味着即使收入停滞，由于债务水平（上升）替代家庭储蓄（下降），消费者也可以增加支出。但是随着资产负债表采用较小的安全幅度，体制就变得越益脆弱。
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支持了由收入制约经济转变为资产型经济。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里，国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之间的联系要强大得多，其中许多国家在1990年代过早开放了资本账户。
资本流动十分顺周期。其效果常常通过公共部门账户，尤其是通过政府支出的可用融资和国家偿债利率后果传递出来；但是更强的效果通常传遍私人支出和资产负债表。繁荣期内，私营部门赤字和借贷趋于上升，资产负债表借助貌似“成功”累积风险，典型地反映在低风险溢价和低风险分散。看法逆转导致外部融资切断，引起借贷成本陡然上升，造成向下调整。
发展中世界转用出口主导战略，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加剧了这一格局。金融计算影响日增，意味着商品价格起落具有更为夸张的顺周期性，这又因繁荣时期扩大财政支出，价格下降时缩减支出等顺周期政策而加剧。危机期内国际金融援助的条件性又强化了衰退时缩减支出，这涉及一揽子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这些金融动态对实际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金融泡沫拉动的经济极高速扩张可以一时增加繁荣，但是可以十分突兀地结束，引起深刻的衰退或是更长时期的停滞。对于流动突然逆转的脆弱性各不相同，但是在许多新兴市场，往往是由接受国无法控制的因素引发的，包括主要工业化国家改变货币和金融政策。
有证据表明，从1990年代以来，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国内总产值相比，投资不稳定性都增加了。投资周期比收入周期更加明显，这一走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尖锐（见图0.1）。除南亚之外，尽管近来全世界复苏，突出的大起大落造成的平均资本形成率仍然大大低于1970年代。看来基础设施投资和增添制造能力受打击最重，而两者对改善国家对外来冲击的反弹能力都十分重要。
图0.1：产出和固定投资增长的起落，发达
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非洲和东亚和南亚(1971-2006年)
再者，衰退期内损失的投资、就业和收入在经济回升时没有完全恢复，降低了较长期的平均数。在许多国家里，金融部门崛起同更富弹性的雇用做法同时发生。即使在比较强劲扩张条件下，这一切因素都使得收入和就业相当没有保障。其明显信号是大多数先进工业化国家劳动力补偿没有与生产力等速增长，不过这种趋势在新兴市场也很明显。
这往往形成国家看上去很成功，即使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没有提高。这种发展的另一面常常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无保障和不平等加剧是有些人称之为“新镀金时代”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