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膨胀”中抓住机会
图2：打开和关闭人口上的机会窗口
当前的人口现况，也要求我们处理好青年问题，这是因为如今数量庞大的青年人增加了对财政的需求，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可观。
目前，全世界有15亿年龄在12～24岁的青年人，其中有13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个数字还将上升，但是不会增加得太多，因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这个数字就要到达顶点了，从而会在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中形成一个“膨胀”。或许与这个膨胀同样重要的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年龄结构的多样性问题，这种多样性是由于各个国家生育率下降在不同时期发生而造成的。就发达国家而言，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现象，因此它们现在的膨胀是由那些婴儿高峰期出生，现已步入中年的人所组成。它们所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如何保证老年人有适当的和可持续的收入问题。
少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欧洲和中亚地区那些正在转型的国家，反映出具有发达国家的那种年龄结构样式。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青年人的数量正在达到高峰，或者将会在今后十年内达到高峰。其他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阿富汗、伊拉克、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国家，以及也门共和国等，则在今后2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到达高峰。它们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的是更加经典的金字塔样式，最年轻的人构成了宽大的基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呈现逐渐上升的锥型。
这个数量可能会带来财政和经济上的风险。一份最近的研究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一个初中学生每年的成本几乎是小学生公共成本的三倍。再加上治疗艾滋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费用，以及在情况最佳时都很难解决的为财政负担筹资等问题，都会限制经济的增长。此外，如果青年人失业的时间过长，如同欧洲和美国婴儿高峰期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就会造成希望落空和社会动荡的局面，而这些都会有损于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
这么大数量的青年人也是一种机会。生育率的转变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或者不久就要进入一个出现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的阶段。这些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和老人比较少，这种劳动力队伍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把钱花到其他方面——例如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窗口。
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这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就会重新关闭起来。好的一面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图2）。其中那些较早进入这个窗口的众多国家中，一些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而另外一些则没有利用这种优势。1965年～1990年期间东亚地区比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得快，一项研究把增长快的原因40%以上归功于东亚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得较快，以及在贸易和人力资本培养方面采取了较好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对青年人是最有好处的——它就无法指望能收获这种人口红利。
专栏1、对青年人投资效益巨大：对人力资本投资长远和相互作用的估计
有一种估计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叠代模型，一些研究人员最近将该模型用于非洲大范围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研究。“通过杀死了大多数青年成人，艾滋病不仅摧毁了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并且还剥夺了他们子女成为经济上有工作效能的成年人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父母亲的关爱、知识，以及资助他们受教育的能力等。”
一份最近的论文清楚地说明了初中教育的作用。据估计，1990年震惊了肯尼亚的艾滋病，把它的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降低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要到2030年才能恢复到它在1990年的水平。一项长达30年的资助初中教育投资规划——在2000年开始时其投资将占到GDP的0.9%，到2020年时将提高到1.8%——将会使得人均收入比不实行这个干预高7%，而且将在2040年后仍然获益不止。按照可能的折现率计算，这些收益的净现值将是成本的2.0-3.5倍之间，这确实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
由于在小学后教育和青年成人的健康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同效应，因此将对初中教育的补贴与直接与艾滋病做斗争以及治疗艾滋病受害者的措施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就同样数额的钱来说，那种把减少教育补贴与直接与艾滋病做斗争以及治疗艾滋病受害者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方案，会产生更为惊人的效益。这些效益不仅来自于拯救了生命，也来自于提高了对教育的投资激励——这正是降低了死亡率的结果。
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东和北非的贫穷国家，就要看到这个机会窗口打开的时候了（图2）。如果它们能遵循亚洲经济增长的道路走，它们就需要确立相应的政策和制度，通过开发青年人的人力资本和在工作中更加有效地使用这些人力资本来为青年人扩宽这个机会窗口。确实，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主要是在儿童和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技能对企业的投资环境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小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越高，作为发展中国家通病的技能短缺现象就越少。
现在就未雨绸缪，未来必将大受裨益，因为青年人是下一代的家长和父母，他们将会对他们的子女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看一下肯尼亚的例子，那里的艾滋病预计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是因为那些早熟父母亲的死亡会削弱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机制。更由于对下一代青年成人的预期高死亡率进一步降低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从而使得这种效应得到了强化。所以尽管对青年人进行公共投资的费用可能会很高，但却是值得为之的（专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