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的缓解因素
图12：中国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
非石油进口20年来剧增
这个报告里的分析提出三个因素可能从中长期缓解这些效应。
第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生市场的成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口的增加提供了巨大的机遇。随着中国和印度出口的增加，它们将不得不增加中间产品、能源、技术和投资货物的进口。受中国需求的驱使，在90年代后期和近十年中的头几年，亚洲是加速非洲和拉丁美洲出口增长的主要的目的地（图12）。
第二，随着新生经济体出口和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资（和汇率）也会提高，为低收入国家从事其它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摈弃的低技术活动创造了空间。中国的工资提升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趋势预计将会继续（图13）。
第三，在中国和印度，发展一个支持动态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机构）还需要时间，这为一些较小的，具有更大灵活度的国家更快的制度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继续引领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提供了机会。服务活动从富国到穷国的转移，包括一些技术的转移的过程，如果制度构架未能
保护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将会变得缓慢，从而阻碍外国直接投资。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结论，国家的政策回应将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够利用新机遇以及提高它们的生活标准还是选择落后。拥抱而不是抵御全球一体化的政策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作岗位创造提供基础。如果最贫穷的国家想要从外国吸收技术和知识，并且抓住由中国和印度不断增加的需求以及对中印进行产品转移的机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将更加关键。但是缺少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允许资源（劳动力、资本和知识）从低回报部门向高回报部门流动的开放，对于一体化来说是不够的。开展知识密集型的活动，以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求在培养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内进行投资以及对所有工人提供有效的教育和终生学习。
即便是大多数好的经济环境，还是需要能够缓冲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变动和非自愿性重置的调整成本的政策。预测指出与非技术劳动力相比，技术劳动力的回报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从而继续扩大了现今在许多国家，即使不是所有国家，很明显的工资差距自然拉大的趋势，以及强调对支持处在低端工人的公众政策的需求。工资波动性和不平等的扩大一起要求以保护工人而非保护工作为焦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趋势要求通过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低收入者创造机会，同时又避免对低效活动的补助。
图13：中国的平均工资快速增加，为其它地收入国家创造机会机会，199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