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问题与挑战
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涨落不稳，是本区域2006年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高油价对一些国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使其经常账户平衡恶化以及外汇储备减少。2006年石油价格上升到创记录水平，2006年8月初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每桶油价远远超过70美元。而实际价格已超过1979-1980年石油冲击时的峰值。
然而，2006年8月以来由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墨西哥湾飓风季节没有造成重大破坏以及欧洲和北美出现超乎寻常的暖冬，石油价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不能排除因中东和其它地区政治不稳重新造成供应中断的可能。除了这种压力之外还有主要产油国空余生产能力目前不同寻常的低下。因此，依然无法确定油价是否会继续下跌到2002年以前水平——即目前涨价过程之前的水平。
区域增长迄今为止对油价上涨表现出弹性，出口强劲、大量资本流入以及全球良性经济环境都提供了帮助。然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全球电子产品需求下降都可能在2007年改变这些条件。世界油价进一步上涨将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经常账户平衡产生不利影响。对依赖石油的亚太经济体而言，这些影响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将更为明显。亚太经社会模拟研究表明，如果世界油价持续按10％的比例增长，新兴亚洲的增长将减少0.16百分点。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由于相对高度依赖石油而将遭受重创。虽然所有新兴亚洲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都将加剧，然而印度、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将受到最大影响。所有新兴亚洲国家的经常项目差额将恶化，它对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以及大韩民国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新兴的亚洲，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平均将下降0.31个百分点。
国内需求水平低下
过去几年里，东亚经济体国内需求相对较低，引起两种相互关联的关切。首先，国内需求不足被认为是全球不平衡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这些经济体国内需求下降，意味着它们更多依赖于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出口使这些国家遭受更多的外部需求条件严重恶化的风险，然而，对像印度这样的更多依赖国内需求的国家，风险会较低。
在受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中投资是导致国内总体需求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同时其消费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只有大韩民国除外。除中国外，未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也出现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下降的情况。除中国台湾省外，投资下降的原因是私营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且始终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这些国家中一直相对稳定。在受危机影响的印度尼西亚，私营投资遭受沉重打击，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减少一半，其次是泰国和马来西亚。
需要进一步开展金融改革以推动东亚经济体的私营投资。虽然1997年危机后东亚经济体为加强金融体系取得重大进展， 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以确保谨慎的投资者获得信贷。需要在两个方面实行重大改革。首先是优先实施业经改进的风险管理系统以便使银行向投资活动放贷时无须过分谨小慎微。其次，为限制消费者信贷过分增长，这些国家的管理当局对信用卡应审慎制定最低支付额和对收入的要求。设立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服务可有助于更为有效地重新分配信贷。此外，应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以作为投资者的替代资金来源。最后，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措施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投资环境。
经济脆弱性
2006年年中，亚太地区各证券市场经受了200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跌。5月和6月期间持续下跌，造成2002年9月以来按月计算的最大下跌。6月底稍作喘息之后，证券市场于7月再次动荡不定。本区域所有国家均受影响，遭受当年创记录的下降。动荡扭转了金融资产价值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增长的局面。
最近几个月市场又在波动，不能排除今后几个月会有更大动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的经济体通货膨胀势头出现增强的话，利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此外油价上涨也会引发这种反应。全球不平衡突然扩大导致美元严重贬值，也会引发利率大幅度上升。结果可能是全球经济减速，亚太经济体由于对其出口需求下降而出现紧缩。所有这些因素都可缩小投资者对亚洲金融资产的胃口。而投资者过度反应以及受其它国家投资外流传染而加剧下滑冲击影响。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状态，需要认真监测本区域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以便尽早察觉任何危险信号。依赖于经济增长指标或许会误导，因为有力的增长会掩盖经济脆弱性的加剧并麻痹政策制订者不采取行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危机发生之前的一段期间，所有受危机影响国家的良好增长表现都隐蔽了经济脆弱性的不断恶化。这与其它未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形成了对照，后者的经济增长有力而且没有经济脆弱的主要征兆。
为评估一个国家因资金流动突然转向造成货币危机而受到影响的大体状况，亚太经社会制定了一个综合脆弱性指数，涵盖目前可提供数据的亚太区域9个新兴国家。它们由受到1997年危机影响的5个东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及泰国)以及另外4个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俄罗斯联邦)组成。该综合指数收入对于危机脆弱性的3个方面，按照外汇储备对短期债务的短缺、私人国内信贷过分扩大以及实际兑换率升值加以衡量。1997年金融危机出现前的一段时间里，该指数在所有受危机影响国家均呈持续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到1997年危机开始并四处扩散时下降到谷底。相比之下，这种下降趋势在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等未受危机影响国家并未出现。
发生危机的东亚国家除马来西亚以外2006年都再次表现脆弱迹象。它们在2000到2004年期间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比1990年代中期低，正如脆弱性综合指数上升趋势所体现的那样。然而这些国家的这一趋势最近出现逆转，需要进行更严格的审核。有两个因素造成这一现象：随着短期资本流入造成名义汇率升值而出现的实际汇率升值以及高油价波及非贸易商品从而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结构性挑战
亚太区域要持续实现高增长率，不仅需要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需要采取措施解决那些可能阻碍今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且当经济状况良好时，也许更容易采取严肃的政策和体制措施。本区域面临三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导致高度增长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同时也造成本区域日益承受更多与生产相关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环境负担的局面。有迹象表明除非采取紧迫措施实现“绿色”增长，否则由此造成的环境压力将制约本区域的增长潜力。
其次，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本区域其它发展中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以及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延长，打开了一扇历史性的、空前绝后的“人口窗口”，为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东亚国家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的显著增长，其部分原因在于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人口红利”。
第三，与传统观念相反，有迹象表明城市贫困在亚太区域要普遍得多，并且迅速扩大。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城市贫困就其发生率和深度而言似乎和农村贫困一样严重，甚至更糟。
绿色增长
亚太区域对全球GDP的贡献过去十年里稳步上升。由于本区域作为全球生产中心之一所发挥的作用，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正日益承受区域及全球性环境相关的更多负担。实际上，本区域半数以上国家目前的消费压力按生境足迹衡量超过了人均现有生物生产面积(生产性自然资源条件)。如果不采取国家政策处理这些不断增长的环境压力，最终将影响到经济增长。
传统的环境管理办法主要注重于通过控制和监管来自生产进程的污染和排放物以改进环境表现。环境监管依然是绿色增长的必要部分，特别是减少污染方面。然而，还需要有更为广泛的政策、经济手段和管理办法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和生产模式。
为帮助本区域国家采用绿色增长战略，需要制订生态效率指标用于评估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监测促进生态效率的政策成果，并对各国生态效率措施做出比较。
收获“人口红利”
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总体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每位妇女生育率从1950-1955年期间的6胎高峰下降到2000-2005年的2.4胎。同样，生育率下降之前时期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在最初阶段主要集中于年轻人。这种生育率及死亡率先后下降的特殊现象集中在年轻人群体，造成了年龄分布上的一个鼓包。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鼓包随着年龄结构向上移动，产生一个庞大、并且不断增加的就业年龄人口群，受其抚养的儿童和老人也比以前少。劳动力增加以及由于被抚养人比例下降造成更多储蓄，将对本区域国家的投资和增长提供巨大支撑力。这一机会之窗一生中只有一次，并且随着人口老化和被抚养人数增加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关闭。
城市贫困
过去三十年里，亚太区域许多城市中心及其周围地区一直推动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本区域5.71亿棚户区居民(超过世界总数的一半)一直承受着劳力过剩、租地无保障、基础设施落后、污染和拥挤造成的综合影响。假如这一挑战不加以解决，为维持城市中心运转而付出日益高昂的成本将抵消经济增长，它将使众多亚洲国家远离《千年发展目标》更远。
棚户地区是大多数城市穷人所居住的、从物质上和体制上讲都属于发展不足地方，为居住者带来多种挑战。它表现在最为常见的贫民区定义中，也就是：以缺水、环卫状况差、过度拥挤、不结实的住房结构以及租地使用权没有保障等其中一个或更多破烂住房因素为特点。再加上生活在城市地区尤其是住房方面格外昂贵的费用，城市现金经济造成的心理社会压力、城市穷人对于自然灾害和人际间暴力的脆弱性，尤其严重的污染和相关健康危险，居住在贫民区的人因此承受种种具体生活负担，因而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改善贫民区居民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