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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人来说，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想法好象是一厢情愿，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多数人会说，不同文明间不可能对话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对话。他们在好几个场合都对我这样说过。事实上，一些机构文化完全是建立在我们不能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这一概念上的。虽然各种文化一直以某种方式相互发生联系，但许多个人和团体仍然把过去的偏见、误解和失败造成的对“他人”的恐惧传给下一代人。
然而，科学家和研究者开展工作就是要寻找一些新东西，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联合国的那些比我聪明和年长的人告诉我不要冒然做任何没有先例的事，我对此不理解，因为对我来说那些挑战似乎最有吸引力。因此，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是的，我想我做了从前没人做过的事。如果一个科学家可以继续探寻未知事物，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进行探索呢？我正因为进行了探索，许多人得到拯救，至少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
长者往往以经验为幌子，在某种程度上把不可知论传给了年轻人。我们这样传给年轻人的或许不是现实主义，也许我们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失败。我不希望年轻一代不愿追求新的新事物，我不会劝阻他们做没有做过的事，或启迪他们去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即便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但它也许会在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来实现。所以，我认为，千里之行始于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如果不相信人类精神可以逾越也许已有几个世纪之久的障碍、分歧和困难，就不可能寻求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的宏大目标。首先，对话是一种心态，它认为多元性是取得改进和实现增长的一个因素，这样就超越了认为多元性是威胁，或甚至把它等同于“敌人”的陈旧观念。
不同文明间对话无疑有许多种含义。因此，如果我们不想陷入不着边际、含糊不清、没完没了的谈话之中，就宜于注重某一个含义。如果我们对话的重点是改变那种将多元性视为一种威胁的心态，那么对话的最终目标是在这一改变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例。
这就是秘书长成立的知名人士小组为它自己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新的范例将包括下列因素：
- 重新评估“敌人”的概念。我们能指望领导人在没有敌人的情况进行领导吗？
- 它将包括取决于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盟（好朋友也会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同，在其他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 它应确认在相互依存世界中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分超级大国或中等强国的概念（一个世纪以前，强国可轻易地影响弱国，而今天，就象我们在金融--姑且不谈恐怖主义--领域看到的那样，小国也能影响超级大国）;
- 最后，它自然是建立在集体决定、但同时也应注重个人责任基础上的一种范式，因为国际体制的机构和法律框架以前未列入个人责任。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承担个人责任，那么对集体决定作出的承诺事实上会变得非常脆弱。
对立者之间开展对话并不是一个新发现。除了进行交谈和表达善意外，对话在对立双方的个人“共同建造某种东西”时好象最为成功。到头来，共同建造某种东西才是真正的对话。当我们共同建造某种东西时，我们很可能会为一共同目标使用我们的不同才能。在共同任务事关我们大家时，共同的未来也会事关我们大家。我讲的是建造实际的结构，或参与共同的项目或机构建设。建造要花费时间，需要有耐力、决心、勇气和智慧。尽管对超过对立进行实际建设能够说很多，但学校项目及携手防治常见疾病和自然灾害显然也同样重要。
逾越分歧来建造某种东西最终可以战胜由实力产生的傲慢，而傲慢正是地方和国际社会疾患的核心。除了尊重、容忍和在文化及智力方面接受他人外，逾越分歧进行建造可以使对话有持久感。
秘书长和我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那些将多元性视为威胁的人与那些将多元性视为进一步改进和取得增长的一个步骤的那些人开展对话。如果说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改进或掌握得更好的技能的话，那就是如何处理多元性。
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是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级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也是纽约市GDP Associate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瑞士日内瓦非政府组织和平战略项目的总裁。
皮科先生1973年至1992年在联合国任职，有杰出的职业生涯，最后曾任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一职。这段时间内最显著的成就包括参加联合国促成黎巴嫩释放扣押的西方人质的努力、出席促成伊拉克和伊朗停火的谈判。他代表秘书长参加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1988年）的谈判及“彩虹勇士”号的仲裁案。
离开联合国以后， 皮科先生接受了多个奖项和名誉学位，包括美国总统杰出服务特别奖、联邦德国大十字荣誉勋章，黎巴嫩总统的黎巴嫩赛德勋章及其他奖项。他个人关于黎巴嫩人质案的记述已著书出版，名为《一个没有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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