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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本身的创立就是相信对话可战胜冲突，多元性是一个普遍的优点，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命运而团结在一起，不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特点而分裂开来。
联合国--在最佳情况下--可真正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场所，成为一个这种对话能够扩展并在人类作出努力的每个领域开花结果的论坛。各国之间、不同文明，文化和族群内部和相互之间每天不进行这种对话，和平就不能持久，繁荣就得不到保障。这是联合国头五十年的教训。这是一个我们忘记了就会自食其果的教训。
这一段历史还应教会我们，在存在种类繁多的各种文化的同时，还有一个建立在容忍和自由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文明。这一文明的特点是容忍不同意见，欣见多元文化，坚信有普遍基本人权，认为各地人民对自己如何受到管理有发言的权利。这是一种建立在应庆幸而不是恐惧人类文化多元性这一信念上的文明。的确，许多战争源于人们对那些不同于己者的恐惧。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战胜此类恐惧。
所以，多元性既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是必须要进行对话的现实。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我们要捍卫和促进这一全球文明。
为成功地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努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而不制造新的障碍，推进合作，而不扼杀一体化。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展开讨论本身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对话的障碍，而不是清除这些障碍。
具体地说，我愿提醒我们大家记住这些用语，文明、文化--并非一层不变或永恒的历史事实，而是不断变动的机体，总是变化、成长和发展，通过相互作用不断使自己适应新时代和新现实。它们并不一定与某一特定的宗教信仰相吻合。只谈基督教文明或伊斯兰或佛教文明是把事情严重简单化，这样做只能是在制造毫无必要存在的障碍。
这样泛泛而谈--如果这些说法是对的话，肯定是经不起当今时代考验的，因为一体化、移徙和全球化正在使不同民族、文化和种族进行更密切的相互接触。我们可以从世界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宣称自己仅属于一种文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多种文化和冲力的产物，我们的力量在于把我们熟悉的东西与外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寻求一种排外的内向文明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对我们自己独特的信仰或遗产感到自豪。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感到自豪。但我们的东西与他人的东西必定存在冲突的观点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与有些人的看法相反，我们可以爱自己，同时不恨他人。
那么，从何种意义上说，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个有用的概念？首先，它对那种认为不同文明间的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作出了恰当必要的答复。因此，它为推动合作而不是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前提。
其次，它帮助我们借鉴各种文化和文明更深刻更古老的渊源，以便找到使我们跨越疆界团结起来的东西，并向我们表明,以往历史有既有敌对的阶段，也有团结的时期。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对话能帮助我们明察文化和文明在当今冲突中的作用，以便将宣传和虚假史实同战争的真正起因区别开来。这样，通向和平的道路会平坦一些。
近代常见的是，倾心于侵略和暴力的那些军阀和领导人，一直鼓励他们的追随者与旧日暴行的受害者打成一片，对那些同早期冲突中的假定侵略者站在一起的其他团体进行报复或保护自己不受其害。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宣称这些团体属于不同和不可调和的文明。这样做的影响是不仅歪曲了历史，将它用于最卑鄙的目的，而且掩饰了引起冲突的真正怨愤，而要解决而冲突就必须消除这些怨愤。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看到了利用或歪曲历史以造成进一步分裂和冲突的悲惨事例。在那里，几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可被称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遭到暴力摧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突然被称为“土耳其人”，对他们迫害的理由是据说他们所谓的祖先在500年前曾做过某些事情。在此情况下，更清楚地了解历史、文化和宗教本可以帮助从共产主义过渡到民主社会，本可以在一个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多元环境中解决权利和义务的真实问题。
在中东，冲突、已经非常棘手的领土、独立国家地位和拥有权等问题，因一块被三种宗教视为圣地的土地所产生的宗教分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过去基本上是民族之间的一个冲突有可能演变成宗教冲突。在此情况下，真诚和建设性的对话有助于把所谓的文明和宗教问题与政治和领土问题区别开来，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选择公正的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最终使所有信仰得到尊重。
在这两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和中东--就不同文化和信仰、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公正性和必要性真正开展对话，仍可以帮助有关各方找到通往和平之路。我并不是要说不存在事关自决、安全和尊严的十分真切的重大问题。
光说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对话交谈加上行动--即在尊重对方和真正理解对方的怨愤基础上相互采取行动--就能起作用。对此，我确信。我们不能等到我们深深陷入冲突时才开始此种对话。一有机会，我们就应随时随地开始对话--远离战场进行对话要容易得多。
根据秘书长科菲·安南2001年2月5日在新泽西州南奥兰治县西顿·霍尔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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