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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华语专题节目第47期《为联合国服务三十一年的“书法家”赵位先》
赵位先女士，为联合国工作了三十一年。当初她是被当作“书法家”录用的。联合国怎么会有“书法家”的职务？还是听赵女士从三十一年前说起吧：
赵：我是1973年的6月4日开始上班的。
朱：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到联合国来工作的呢？
赵：1972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刚刚恢复席位。一时就是需要比较多的工作人员。我就是在那个时间里进来的。
朱：那您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赵：当时纽约附近有几个爱国组织。我们大家也都参加在这里头。有一些跟当时的代表团比较来往得密切一点的，知道联合国有这样的需要。于是，就问一问。我那个时候从台湾刚来不久，平常也参加学校里的一些座谈会啰，分享很多祖国的消息。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就来了。
朱：那您学业是在台湾完成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
赵：我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毕业，都是在台湾读完的。
朱：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赵：中国文学。
朱：进了联合国以后，一开始是做什么工作呢？
赵：笔译完了以后，需要有人把它誊写清楚，我当时就是参加了缮校室。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没有电脑，也没有中文打字机。要把草稿用比较工整的字体把它写清楚，然后交给印刷部门去印刷。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做“书法家”。
朱：进来的时候考试，有没有考你书法呢？
赵：也是有的。就是看我们写出来的字迹怎么样。也还要看看你会不会有错别字哪，你的成语怎么样哪，你的一般中文的修养如何哪。
朱：联合国用的是简体字。你在台湾我估计学的是繁体字。是不是这样呢？
赵：我们都是学繁体字长大的。当时要来考的时候呢，先告诉我们用的是简体字。于是当时我跟几位其他的同事呢，就一起学习文件啊。从繁体过渡到简体并没有什么困难。
朱：那您花了多长时间，就完成了从繁体到简体的过渡呢？
赵：不太夸张的话呢，我想一个礼拜也就足够了。
朱：您自己十年寒窗修了一个文学硕士，在大学里面教了三年与文学有关的课程，到联合国，有没有觉得自己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
赵：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几乎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进来是为祖国服务的。哪里有需要，你应该去哪里。但是我不得不说，后来渐渐接触国内的同事以后，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觉：他（她）对待你的态度，讲话的口气，心态是不一样的。我忽然发现，阶级这件事情是消除不掉的。
朱：您在联合国工作了这么多年。在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事情
？
赵：最印象深刻的一件当然就是1972年中国恢复席位后，跟着几年之间，我们有很多从祖国来的外交家。当时他们的发言，以及世界各国的反应，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是个很大的激励，也是非常难忘的事情。
朱：在联合国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联合国工作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赵：确实是有的。不过，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跟感受。对我来说，最让我感激的一点就是说，联合国工作稳定，你简直不用担心有解雇这回事情。但是呢，人在安逸的环境里头，久了以后呢，要不然就是不再进步，更坏的就是退步。这一方面来说呢，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事情。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从一个抄写员、打字员、缮校员变成一个电脑工作者，这中间也就是我的一种思考。
朱：您在台湾，从小接受国民党教育，怎么会读起《毛主席语录》呢？
赵：也是一种机缘。到了美国的第二天呢，学校里头就放《东方红》，歌舞剧。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表演方式。在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别的已经来的同学们、朋友们就告诉我说，中国人现在不再崇洋媚外了。这个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激励，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觉得，中国要站起来，就是这样子，就不能崇洋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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