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为何未能实现工业化？

近日，对非洲工业化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纵观整个非洲大陆，“工业化”无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们最热门的话题，然而，尽管非洲本土采取了诸般行动，却始终无法推动工业化这座重要发展之钟的转动，原因究竟何在？

一直以来，“工业化”在非洲各国都是一个热门的竞选承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工业化能给所有非洲人民带来繁荣、新的工作和更好的收入。但是，非洲的工业化水平甚至低于四十年前。事实上，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相关数据，非洲的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2%降至2013年的11%，且已在11%这个水平滞留数年。

据英国企业研究集团经济学人智库测算，20世纪70年代时，非洲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但此后至今，这个比例降低了一半。该智库警告称，在2020年前非洲的制造业产出可能仍旧滞留在极低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自然资源看似无限膨胀的需求引起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了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人认为非洲萎缩的制造业将因此复苏，然而令分析家们失望的是，非洲的制造业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非洲各国——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并未用以建立或刺激制造业，而是浪费于一些非建设性开支上。例如加纳和赞比亚便将商品价格飙涨所带来的利润用以解决增加公务员收入等短期国内问题上。

如今，回落的商品价格和冷却的中国经济共同揭破了“非洲崛起”的神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今年非洲的增长率将会跌至4%以下，英国《经济学人》警告称，增幅的回落将导致“许多人担忧商品驱动下的非洲繁荣与萧条这一恶性循环可能会‘自我重复’。”

如果非洲的领导者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将从商品价格飙升中获得的利润投入到刺激制造业发展中去，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里非洲又有哪些选择呢？今年年初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非洲经济报告2016：非洲工业化的绿色道路》时，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的决策者和经济专家们反复争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工业化。

工业化与衰退：非此即彼

     在之后的讨论中，专家们达成共识：非洲工业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因为担心激怒捐赠国而没能实施大胆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对此政策真空的最强烈批评并非来自于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的激烈争论，而是英国日报《金融时报》评论版的一篇外稿。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任副行长金斯利·莫加鲁（Kingsley Moghalu）表示：“非洲已处于错失良机的边缘，因为非洲各国领导人和远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评估非洲发展的专家错误地纠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起落，纠结于外国投资资金流入的消长——这些外国投资主要的投入方向是采掘工业和现代商场。”在一篇论证有力的文章中，莫加鲁诚恳地呼吁非洲各国“抵制那种让人误入歧途的观念，以为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变成后工业化社会，就能与西方并肩而立”。

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非洲的工业政策转型》（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出版）合著作者张夏准（Ha-Joon Chang）也持这种观点。他呼吁发挥“政策想象力”，即制定政策时要有创造性，劝导非洲领导人们千万不要自缚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理论政策。他告诉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与会者们说：“非洲国家需要具备另辟蹊径制定独特政策的自信心，要有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些政策的胆略。”

紧握国家发展方向盘

     亚洲的工业发展很有启迪意义：20世纪晚期，国家引导的发展政策是解决亚洲各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莫加鲁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主导发展，牢牢地掌控方向盘，制定相关政策，从而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创建一种有利环境”。这位前央行副行长随即又澄清说，这“并不意味着要走阻碍生产力发展、遏制竞争的铁腕式国家主义道路”。提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莫加鲁斩钉截铁地表示：“市场必须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服务于市场。”他将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作为突出的正面例子，解释了非洲经济体实现工业化的可行路径。

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Yemi Osinbajo）的经济顾问阿德耶米·迪培路（Adeyemi Dipeolu）认同莫加鲁的观点。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发布报告当日，他告诉与会者们，非洲决策者“因为害怕西方国家的指手画脚和附加条件，一直怯于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

但是，《经济学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分析非洲未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时，《经济学人》认为，许多国家致富以后就开始“去工业化”，而“很多非洲国家目前尚处于比较贫困状态就开始了‘去工业化’，……其部分原因是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该刊表示，另一个原因则是基础设施太薄弱：电力紧缺、路况恶劣、港口拥挤，从而提高了原材料运输和产品外运的价格。然而，《经济学人》也承认非洲“有利的人口结构、正在兴起的城镇化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基础彰显其制造业发展潜力”。

良策、恶策与聪明之策

     许多专家呼吁非洲采取“复杂的或聪明的保护主义”政策，即实施临时性关税政策以保护刚刚兴起的产业免遭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伪善的富国：自由贸易的神话与资本主义秘史》一书论证说，历史上富国一直都靠保护主义措施来寻求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该书作者张夏准被《金融时报》誉为“很可能是世界上对全球化问题持最有效评论的批评家”。

美国境内专门关注书籍出版的新闻杂志《出版家周刊》在该书书评中表示，“一直向贫穷国家鼓吹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以获取这些国家更大的市场份额，阻截其可能的竞争对手崛起的富国，就是张夏准所定义的伪善的富国。”

莫加鲁先生便是众多支持“聪明的保护主义”的非洲决策者当中的一员，他论证说，只要利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制订的规则，“聪明的保护主义”不但必需，而且可行。世界贸易组织是负责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协调国家间贸易纠纷的联合国机构。

非洲经济委员会给出了同样的建议，认为非洲国家能够合法地采用西方国家也实行的“聪明的保护主义”。

“所有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在起步时都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卡洛斯 ·洛佩斯（Carlos Lopes）说道。他又说：“但是我们再也不能搞原始的保护主义了。我们都卷入了一次全球争论中，争论内容包括贸易谈判。”他解释说：“如果要让规则适用于非洲，那么这些规则基本上就得是‘聪明的保护主义’规则。”

似乎就是为了印证富国确实正在实践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在2016年6月报告称，经济领先的二十国集团国家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或保护主义措施呈现急剧上升。该报告提及，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5月中旬期间，二十国集团经济体总共甩出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达21项，“同前一个报告期中的每月17项措施相比，这的确算是大幅度增长” 。

借鉴领先者

     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两国在崎岖不平的工业化道路上已经能够做到驾轻就熟。坦桑尼亚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其成就没有那么令人瞩目。这三国有一个共同点，都对自己国家的制造业采取了定向保护政策。另外，除了实施专家们提出的由政府控制、管理和调节经济的“发展之国家模式”外，还采取了投资者友好政策。最重要的是，三国政府均严格奉行并且掌控这些政策。国家对经济政策的掌控，在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两国，似乎也为减少腐败做出了贡献。

《经济学人》称，尽管原来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基础很低，但自2006年起平均每年至少增长了10%，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阿科比·奥克白（Arkebe Oqubay）在其《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工业政策》一书中说：“我们请荷兰的园艺公司、中国的纺织和皮革企业以及土耳其的制衣企业来埃塞俄比亚投资。现在我们正在引进德国和瑞士的制药公司。”奥克白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一位部长，也是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Hailemariam Desalegn）的高级顾问。